1、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名称：明清徽州区域教育发展研究课题批准号：FAB011457课题类别：教育部规划课题学科分类：教育基本理论与教育史课题鉴定时间： 2009年2月课题负责人：李琳琦 安徽师范大学主要成员：宗韵、周惊涛研究总报告一、简介部分1标题：徽州教育2序言：区域教育史研究，是近些年来在区域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下，学者们才开始尝试的新课题。它不仅可以使研究的课题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我国的地域辽阔、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这一“国情”特色的需要。徽州作为传统社会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中国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史关注的热
2、点。学者们在徽州社会经济、学术文化、民俗风尚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对徽州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问题的研究上则重视不够。因而，研究徽州区域教育史对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和促进徽学研究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西周以前，徽州属禹贡所说的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吴亡属越。战国时属楚。秦朝统一后，在徽州置黟、歙二县，属鄣郡。汉朝时，徽州地区曾属于丹阳郡。晋、梁、陈、隋、唐时期都曾在此设置过新安郡，所以“新安”也就成为徽州的别名。从唐代大历四年(769年)起，徽州地区被划分为一州(歙州。宋改为徽州，元升为徽州路，明清为徽州府)辖六县(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的格局，
3、直至清代，一直未曾变动。本书的徽州，就是指明清徽州府所辖六县的地域范围。论述的时段大体上从宋朝到鸦片战争之前，而以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为研究的重点。徽州原是山越人的栖息之地，“自唐以前，以武功著，其文不少概见，宋元以来彬彬称为东南邹鲁”。唐代以前，徽州“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故“武劲之风”较盛；唐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朝建立后，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徽州教育才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正如方志所说“自文学盛于东南，新安比之邹鲁，博雅之儒，彬彬如也”。从此，徽州“文风昌盛”，“名臣辈出”，开始跻身于中国文化教育发达的区域行列。明清时期，依赖徽商雄厚财力的资助
4、、凭借强大宗族势力的高度重视，徽州教育空前繁荣，被誉为“江左望郡”，成为与苏、杭比肩而立的“人文渊薮”。本书不仅就徽州教育发展的自然与人文背景，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官学、书院、蒙学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状态及其特点进行了勾勒和分析；而且还有选择地介绍了宋代以来徽州籍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总结和论述了徽州进士人数、进士群体的学术与事功，明清徽商、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的关系，明清徽州教育的整体特色与历史作用等重要问题。通过对徽州区域教育，特别是对明清徽州区域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几点认识：其一，区域教育发展，除受到国家政治、国家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外，更重要的是与区域文化背景、社会
5、风尚、社会组织(如宗族组织)、经济基础等息息相关，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二，由于各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不同，受其影响的区域教育发展亦呈现出差异性。就徽州区域来说，其教育发展既有与全国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正是区域教育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其三，区域教育发展受到区域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而区域教育的发展又必然会对这些影响它的社会因素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正因为如此，进行区域教育史研究，是了解区域社会发展特色的一把钥匙。本书第七章中“戴震
6、的教育思想”一节是宗韵同志所写，“程瑶田的教育思想”和“凌廷堪的教育思想”两节为周惊涛同志所写。本书是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项目“徽文化研究”的子项目和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明清徽州区域教育发展研究”的最终成果。最后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过拙作立项、写作和出版的人们！摘要本书分八章二十二节，对徽州这个典型区域的教育发展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宋元时期，由于北方大族迁入的增多、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再加程朱理学的传播、科举取士制度的完备以及本身优越的自然环境，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州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此时徽州“文风昌盛”、“名臣辈出”，跻身于中国文化教育发达的区域行列。南宋至元末，徽
7、州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理学教育家，他们从长期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宝库，更对徽州地区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州的府学和各县县学基本保持着稳定繁荣的局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徽州书院的发展迅速，较他郡为多；与书院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相伴随的讲会也在徽州勃然兴起，并形成了网络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其时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科举化亦有自己的区域特色。明中叶后，随着社学的衰落，徽州民间自主兴办的家塾、族塾、义学、义塾等蒙养教育机构蓬勃发展。塾师从业人员的大为增加，以及具有区域特色的塾讲制度的创立是明清徽州蒙学教育发达的重要标志。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8、它的发展受到其他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就明清徽州区域来说，对其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当属徽商和宗族势力。从总体上看，徽商为徽州教育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而宗族则为徽州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明清时期，徽州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徽州科举人才的兴盛。这些中举入仕者，因受家乡自然环境、传统文化、家庭族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影响薰陶，大多清廉耿介，且学术与事功卓著，被时人和后人所称盛。乾隆而后，徽州“朴学经师，魁硕迭起”，形成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影响深远的徽派朴学流派。徽派朴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他们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对纠正宋明以来的空疏学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明
9、清时期，徽州是个以“货殖为恒产”的商业社会。在徽商和徽州商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呈现出一些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的特色。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一的期的徽州教育仍是浓厚的封建性教育，其近代性是非常微弱的。发达的明清徽州教育，对徽州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对斑斓璀璨的徽州文化的形成、以及对徽商商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徽州教育仍是浓厚的封建性教育，其对徽州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以及徽商资本的更大规模的积累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4内容结构图课题研究成果除“总序”、“序”之外，共分八章二十二节，目录如下：第一章 宋元时期的徽州教育第一节 徽州教育发展的自然和人文基础第二节 宋元徽州的官学
10、与书院第三节 宋元徽州的蒙学教育第四节 宋代徽州的科举与仕宦第二章 朱熹和郑玉的教育思想第一节 朱熹的教育思想第二节 郑玉的教育思想第三章 明清时期徽州的官学、书院与讲会第一节 明清徽州官学的发展第二节 明清徽州书院的发达第三节 明清徽州讲会的勃兴第四节 明清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科举化第四章 明清时期徽州的蒙学教育第一节 明清徽州社学的衰落与塾学、义学的兴起第二节 明清徽州的塾师与塾讲制度第五章 明清时期徽商、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的发展第一节 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的发展第二节 徽州宗族与明清徽州教育的发展第六章 明清时期徽州的科举与仕宦第一节 徽人对子弟科举的扶持及对中举者的褒奖第二节 明清徽州进士
11、数量、分布特点及其原因分析第三节 明清徽州进士的品质、事功与学术成就第七章 戴震、程瑶田和凌廷堪的教育思想第一节 戴震的教育思想第二节 程瑶田的教育思想第三节 凌廷堪的教育思想第八章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的整体特色与历史作用第一节 明清徽州教育的整体特色第二节 明清徽州教育的历史作用二、主体部分1.研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结论区域教育史研究，是近些年来在区域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下，学者们才开始尝试的新课题。它不仅可以使研究的课题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我国的地域辽阔、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这一“国情”特色的需要。徽州作为传统社会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
12、来，成为中国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史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在徽州社会经济、学术文化、民俗风尚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对徽州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问题的研究上则重视不够。因而，研究徽州区域教育史对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和促进徽学研究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的徽州，是指明清徽州府所辖六县的地域范围；论述的时段大体上从宋朝到鸦片战争之前，而以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为研究的重点。全书除“序言”外，共分八章二十二节。书中不仅就徽州教育发展的自然与人文背景，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官学、书院、蒙学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基本状态及其特点进行了勾勒和分析；而且还有选择地介绍了宋代以来徽州籍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13、，总结和论述了徽州进士人数、进士群体的学术与事功，明清徽商、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的关系，明清徽州教育的整体特色与历史作用等重要问题。第一章 宋元时期的徽州教育 下分四节：一为徽州教育发展的自然和人文基础，二为宋元徽州的官学与书院，三为宋元徽州的蒙学教育，四为宋代徽州的科举与仕宦。教育是与文明同步发展的。徽州是个开化较晚的区域，其形式化教育可能到唐代以后才有较大发展。到宋元时期，由于北方大族迁入的增多、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再加程朱理学的传播、科举取士制度的完备以及本身优越的自然环境，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徽州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此时徽州“文风昌盛”、“名臣辈出”，跻身于中国文化教育发达的区域行
14、列。自宋初起，徽州即有官办学校的设置。宋元时期，徽州除兴办有州（路）儒学外，六县儒学亦相继设立；徽属州（路）及各县儒学讲堂、殿宇、斋舍、亭阁、庖廪皆备，并有藏书、置有学田。开发较晚的徽州，为何官学发展竟如此迅速？如果从具体的层面来看，以下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是地方官对教育的重视。其二是徽州士民对官学的热心。 地方官的重视和士民的热心，此二者相结合，为徽州官学在宋元时期的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形成唐、五代，发展于宋、元，兴盛于明、清，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书院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宋代以后区域教育发展程度和学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宋元时期，徽州的书院就
15、很发达，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徽州共有书院(包括精舍、书堂等)42所，其中宋代所建者18所、元代所建者24所(不包括对宋代书院的重建)。而全国新建书院总数，宋代约为400所、元代约为282所。徽州书院数量在宋代约占全国总数的4.5%、在元代约占全国新建书院总数的8.5%，显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宋元时期，徽州书院经历了一个从建立、发展到兴盛的过程：北宋，是徽州书院的初步建立时期。这一时期，徽州所建书院数量不多，仅有4所；南宋，是徽州书院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徽州共新建书院约14所；元代是徽州书院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除对宋代的一些书院，如紫阳书院进行重建之外，徽州还新建书院约25所。徽州
16、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其书院的发展与兴盛和徽州士儒研究与传播理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与官学和书院的发达相适应，宋元时期徽州的蒙学教育亦很繁荣，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官立为辅、私办为主的蒙学教育体系形成；其二是一大批理学名儒热心训蒙事业，同时“择师教子”亦在徽州形成风尚；其三是童蒙教材的大量编写，并形成区域特色。宋代是我国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备时期，科举考试已成为朝廷选官的最主要的途径。因而通过科举，跃入龙门，以光大门楣，重现世家大族昔日的辉煌，就成了徽州士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科举有赖于教育，这是徽州教育至宋代得到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的发展，使徽州逐利科场的人数大增，整个徽州每次应举则“毋虑
17、二千人云”。这些带着父辈、宗族殷殷期望的徽州士子，“橐褚笔，起山林，与四方英俊争进趋，往往高捷乡国”。据笔者对道光徽州府志卷九选举志科目的统计，两宋时期徽州共有进士783人。从进士人数的地域分布来看，宋代婺源和休宁县及第进士的人数最多，特别是到南宋，这两县进士人数的增幅最大；从进士人数的姓氏分布来看，各县以汪、吴、俞、胡、程等姓及第进士的人数最多。教育的发展以及进士及第人数的众多，使徽州“迨圣宋则名臣辈出”。这些或以风节、气节，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治绩著称于时的徽州名臣，无疑是徽州文化教育孕育和培养的产物，但是同时他们无疑又是徽州的文化教育传统得以继续发扬光大的重要力量。第二章 朱熹和郑玉的教
18、育思想 下分两节：一为朱熹的教育思想，一为郑玉的教育思想。南宋至元末，徽州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理学教育家，他们从长期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宝库，更对徽州地区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于这批人人数量众多，对于他们的教育思想，难以一一介绍。本书只选择了其代表性的人物朱熹和郑玉的教育思想而简要叙述之。朱熹是理学和理学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虽生于福建，但其故乡却是徽州。朱熹对徽州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同样徽州士民也莫不对朱熹顶礼膜拜。朱熹的理学及其教育思想对徽州的影响比之其他地区更为广泛、持久和深远，因此谈宋元时期徽州的著名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首先必须谈朱熹。而
19、郑玉则是在元末主张尊朱(熹)而不排陆(九渊)，即主张“和会朱陆”的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他“对道德践履的强调和对朱陆为学之方的调和，使他的教育思想继许衡、吴澄之后产生了较大影响”。朱熹在40余年的书院讲学著述活动中，编著了大量的书籍，培养了一大批门徒，不仅构建起一套完善、精致的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且还全面、系统地阐述和总结了理学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和基本主张。朱熹以“明人伦为本”的教育目的论，“小学”、“大学”的教育阶段论，“居敬”、“穷理”、“存养”、“省察”、“力行”相结合的道德修养方法论，以及他的教学方法与读书方法等，使理学教育思想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对宋以后的教育
20、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郑玉是继朱熹以后徽州最负盛名的教育家之一。郑玉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培养摒弃私欲，“静”、“动”相依相合，心中唯存“天理”，行动合乎“天德”的圣人。郑玉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他从理论和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教育原则。这些教育原则，举其要者有以下几点：主张“和会朱陆”的原则；主张耕读相兼的原则；主张读书与游历相结合的原则。关于学习方法，郑玉特别强调四个方面的结合，亦即：小处着手与大处着眼的结合、学与用的结合、文与理的结合、释疑与阙疑的结合。关于修养方法，郑玉着重强调的则是两点，即：居敬存善和自诚不欺。笫三章 明清时期徽州的官学、书院与讲会 下分四节：一为明清徽
21、州官学的发展，二为明清徽州书院的发达，三为明清徽州讲会的勃兴，四为明清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科举化。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学代有重修、扩建之举，基本保持着稳定繁荣的局面；明清徽州官学较大规模的修葺、重建、扩建之费，依靠的都是积公好义的绅士和秀民的慷慨捐输； 明清时期，徽州官学皆建有尊经阁，藏御纂或钦定的经书、史籍、典章，以为教学和学习的法定教材。明清时期，徽州的书院教育十分兴盛，较他郡为多。笔者通过对徽州方志的较为全面的考察，得出明清徽州共存在书院约93所。明清徽州如此众多的书院，从主创者来看，可划分为民办和官办两种类型，而以民办书院为主体。民办书院有个人独创、一族合创和数姓共创三种形式。从教学程度
22、和受教育者方面来看，徽州的书院可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其生员从六县县学中选拔，是为一府“俊秀者”所提供的讲学会文之所，为徽州的最高学府；第二类是“聚一邑之秀良者于其中”，为一县“俊秀者”所提供的讲学会文之所；第三类主要是聘名师“以教乡之俊秀者”，为一乡或一族之“俊秀者”讲学会文之所；第四类是为塾学、义学性质的书院。在教育层次上，第一类和第二类较高，是供已有相当儒学根底的人讨论理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就科举制艺进行切磋，可视为“大学”；第三类和第四类则侧重于对乡族子弟进行中级和初级的儒学和科举教育，可视为“小学”。作为明清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徽州书院的发展状况同全国的整体趋势是一致的。其中明
23、正德、嘉靖年间和清乾隆、嘉庆年间是徽州书院发展的两个高峰。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发展，特别是明中期和清中期书院发展两个高峰的出现，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与徽州学术思想的繁荣有关；其二，明中期和清中期是徽州商业最为繁盛的时期，富商大贾众多，“贾而好儒”的徽州商人不吝资财，积极投资家乡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书院建设，从而为徽州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三，是因为官学规模一定，无法满足众多士子的求学需求，于是徽州“学之地，自府县学外，多聚于书院”。与书院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相伴随的讲会也在徽州勃然兴起，并形成了网络化和制度化的特点。明中后期，徽州主要是王学讲会；清初，则主要是以朱学为主
24、。明清时期，徽州讲会体系与讲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备，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书院的发达所致；二是由于学术话语的建立与扩张的要求使然。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官学化和科举化亦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徽州书院官学化的途径不是表现在官府对掌教权和经济权的控制，而是表现在这样的两个方面：其一，书院的招生被纳入官学化的轨道，其招生自主权丧失；其二，书院生徒管理官学化。主要是参照官学实行严明纪律及按考课成绩优劣的升降赏罚制度，书院生徒的自由权被剥夺。 所谓书院科举化即是指书院放弃了自己的传统而围绕科举从事于八股试帖之教。如果说讲会不行，“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这是清代书院教育的基本情形。那么具体到徽州地区的书院又是如何呢？在
25、铨选入仕，学者“舍科第无他途”的情况下，徽州书院自然不能超脱举业的影响。所以徽州书院同样围绕科举制订了严格的课艺制度。但是，与全国大多数举业书院不同的是，徽州书院并未完全变成“猎取科名”的场所，亦并未完全变成科举的附庸，而是在课举子业的同时，仍然坚守着传统的讲会制度，将讲会与课艺统一于书院的教学活动之中。明清时期，所建书院数量之多，前朝无法比拟，可谓书院的极盛时期。明清时期，书院为何如此兴盛？流行的观点是，由于官学的衰败而导致了书院的兴盛。这种观点令人费解。就明清徽州地区来说，书院的兴盛并非是因为官学的衰败所致，而是因为官学规模一定，无法满足众多士子的求学需求使然。通过分析，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
26、两点认识：其一，在有关书院与官学、科举的关系问题上，流行的观点有进一步重新审视的必要，而区域性的具体剖析，则是深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必由之路；其二，在有关书院与官学、科举的关系问题上，徽州既有与全国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一致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从而为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类型的区域标本。第四章 明清时期徽州的蒙学教育 下分两节：一为明清徽州社学的衰落与塾学、义学的兴起；二为明清徽州的塾师与塾讲制度。明中叶后，随着社学的衰落，徽州民间自主兴办的家塾、族塾、义学、义塾等蒙养教育机构蓬勃发展。义学，又称义塾、义馆，是为孤寒子弟而设立的教育机构，不仅不收束修，而且还提供膏火
27、之费。明清时期的义学有民办和官办之分。明代，徽州私人创办义学蔚然成风。徽州官办的义学，根据目前的资料，当始于清初。塾学，又称私塾、塾馆、书塾等，是明清时期在民间广泛设立的由私人经办的蒙养教育机构。从设置情况看，塾学有族塾(村塾)、家塾之分，明清徽州的族塾与义学往往难以区分，族塾是为宗族子弟读书而设，而义学，即使纯粹私人创办的义学，其主要目的亦是为了“嘉惠贫宗”。明清时期，徽州的义学、塾学已有明确的层次之分：以教授初学儿童识字、句读、背诵的称蒙学或蒙馆；以教授具有一定文化积累的士子经解、经义、做八股文的叫经馆。徽州的宗族大都同时设有这两类塾学。随着塾学层次的划分，塾师们的称谓亦随之有别。蒙学或蒙
28、馆的塾师称“蒙师”，或“句读师”，“童子师”；经馆的塾师则称“经师”。由于塾学的广泛设置，从而使塾师的从业人数大为增加。蒙学的句读师一般由童生担任，而经师一般则由府县学生员充当。塾师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生徒的“束修”，因此能否经常开馆及馆中生徒的多少，关系到塾师经济境遇的好坏。一些学识好、名望高的塾师，因被塾馆长期延聘，再加从学者甚众，其收入还是非常丰裕的。自然，那些学识不佳、名望较低，不能经常开馆及从学者少的塾师，免不了贫困潦倒一途。在塾学广泛设置、塾师从业人数大为增加的基础上，为提高塾师的素质，使他们能从“讲会中锻炼”，以明“教人为学之方、进德之序”，讲学紫阳、还古诸书院者二十年，后又“居家塾
29、授徒”的歙县施璜等人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发起创立了以塾师为主体的塾讲组织塾师讲会制度。为使塾讲能真正成为塾师们“进德修业之一助”，他们制定了塾讲规约，“以贞其志”；又订塾讲事宜，“以定其则。”徽州的塾讲制度是明清讲会制度中的一朵奇葩。它的创立，一方面反映了徽州人对塾师素质的重视；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徽州塾师人数众多，已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他们有通过塾讲组织“以广通声气”的必要。第五章 明清时期徽商、徽州宗族与徽州教育发展 下分两节：一为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发展，二为徽州宗族与明清徽州教育发展。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受到其他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就明清徽州区域来说，对其教育发展
30、具有重要影响的当属徽商和宗族势力。明清时期的徽商和徽州宗族都极其重视教育，这一时期徽州教育发展实赖他们的支持与扶植。从总体上看，徽商为徽州教育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而宗族则为徽州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个名符其实的“商贾之乡”。徽商在步入商海之前，大都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是一批具有较高儒学素养的商人。徽商一批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有文化的商人，虽因生存所迫不得不弃儒服贾、经商谋利，但经商谋利并非是徽商的最高价值追求。经商只是解决经济基础的一种手段，用经商所得之厚利让子孙业儒入仕、显亲扬名才是徽商的终极关怀。正因为徽商的终极追求是让子孙习儒业、入仕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31、，经商致富后，他们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资助可谓竭尽全力、慷慨不吝。明清时期，徽商凭藉财力的优势，殚思极虑，多方位、多层次的资助和发展教育事业，徽州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立和维护，就和徽商结下了不解之缘。致富后的徽商对办学的热忱十分高昂，这种高昂的办学热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亟置塾学。其二是广设义学。其三是捐修官学。其四是倡建书院。面对徽州“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的实际情况，商人在鼎力办学的同时，又不吝资财，对求学士子从束修膏火，直至家庭生活，进行全方位资助，使其无后顾之忧，一心向学。徽州的“以商养学”、“以商助学”之举贯穿一家、一族、一县、一府，形成了系统化和网络化的特点。徽商在“贾
32、为厚利，儒为名高”的思想指导下，除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这些书院通常冠以“紫阳”、“文公”、“新安”之名，以示为“朱子阙里”之人而创，其虽侨寓经商，但未尝忘“新安之教”。徽商在侨寓之地所创办的书院以及其他教育机构，是徽州本土教育向外的延伸，无疑属于徽州区域教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探讨徽商与徽州区域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类教育机构所反映的问题则更为具体、更为直接。本章选择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这一个案进行了具体解剖，并就汉口紫阳书院的创建、功能、经费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论述。徽州本来就有聚族而居的传统，宋明以后，在程朱理学的推动下，徽州的宗族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最为强固的地区之一，并“堪称为正统宗族制度传承的典型”。徽州宗族大多来源于中原的显宦之第或儒学世家，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一向重视文化教育。进入明清时期，由于商业发展所导致的经济力量的雄厚，徽州宗族在文化教育上的追求更为强烈。徽州宗族之所以如此重视教育，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