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之路 李维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所展开的接触、交流、冲突、融会,可以说不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是值得重视的哲学现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这一哲学现象典型地体现了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国家的哲学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的创始者之后继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并成为世界性的哲学运动。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这一哲学现象典型地体现了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历
2、史进程使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转进为现代形态,并汇人于“世界哲学”之中。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探索过程,既包括思想内容上的吸引,又包括思维方式上的沟通,还包括哲学体系上的重构。这一探索过程,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哲学传统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是通过这种双重理解的深化而推进的。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李大钊、毛泽东、冯契是三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体现着这种双重理解的逐渐深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考察他们各自的哲学创造,可以真切感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之路。一、李大钊:从民彝史
3、观到唯物史观李大钊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于唯物史观的内涵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对于唯物史观的来源进行了独立的探讨,并以这一新的历史观考察中国的历史、现实与前途,提出了新的未来社会构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在中国首先接受唯物史观,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传到东方等时代条件之外,还在于他本人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已形成了民彝史观。民彝史观成为李大钊走向唯物史观的思想之桥,使李大钊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先进中国人,最早理解、接受了唯物史观。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是通过吸取、改铸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学而形成的。他写于1916年的
4、民彝与政治一文,对于民彝史观作了系统阐发。“民彝”一词,典出诗大雅烝zheng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旧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伦理道德准则）李大钊认为,所谓“民彝”,即“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这就是说,在人民大众的身上,内在地具有一种“形上之道”,这个“道”就是“理”,这个“理”也就是人民大众的“性”,这个“性”引导人民大众趋于“至善”。因此,在人民大众身上就自然地存在着一种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这种本性具有冲破蔽障、照明世界的巨大作用。“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这也就
5、是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听到）李大钊说,“民彝”之重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以示为治之道,在因民彝而少加腑育之功”。合理的治道,应当是尊重民众意志,无为而治天下。其二,“以见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尽管人民大众往往遭受统治者的迷惑和压迫,但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却不可磨灭,“自有其纯莹之智照,坚贞之操守”,“匪先民之典漠训浩所能璐障以尽,奸雄之权谋数术所能劫持以穷”。这两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盖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也。”这两个方面表明,是“民彝”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民
6、彝”。由此来看现实政治,李大钊认为,真正决定政治趋向、政权稳固的力量,不是统治者的权势,而是“民彝”。正是民众的意志、人心的向背,决定了政治的趋向、政权的稳固。因此,“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聪明的统治者,应当顺乎“民彝”,而不是违反“民彝”,更不是盗劫“民彝”、阁惑“民彝”。“向之盗劫民彝阁惑民彝者,终当听命于民彝而伏诛于其前,则信乎正义之权威,可以胜恶魔,天理之势力,可以制兽欲也。”李大钊进而指出,中国向何处去,不是基于统治者的意志,而是基于“民彝”的选择。就现时代的中国来说,根据“民彝”的选择,就是要实现民主宪政,而反对专制制度。专制制度的特点,在于统治者凭借权力和暴力,强制推行那一
7、套压迫民众的政术法令,不因性以为法,而立法以禁欲,但求其同,不容其异,结果导致法网日密,民命日残,使人民大众尽遭危害。由于这种“非常之法、反常之象”违背了“民彝”,因而终不可久,必然失败。而“民彝”自然演进的结果,则必然是民主宪政。“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在现时代,民主宪政已成为世界大势所趋:“兹世文明先进之国民,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历史进至20世纪,这种民主宪政不唯在欧美实现,而且在中国已经萌动:“吾民对于此种政治之要求,虽云较先进国民为微弱,此种政治意识觉醒之范围,亦较为狭小;而观于革命之风云,蓬勃飞腾之象,轩然方兴而未有艾,则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之陆。
8、”当然,李大钊也看到要凸显出“民彝”的意义,仍有思想的障碍。对于这些思想障碍,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一,统治者总是利用历史传说、往哲前贤,特别是利用孔孟儒家学说,来蔽障“民彝”。他们“饰迹于祭天尊孔之典,匿身于微言大义之辞,以图压服人心,钳制人口”。在这种情况下,“相沿相习之既久,斯民秉彝之明,悉慑伏于圣智之下,典章之前,而罔敢自显,遂以荒于用而绌于能”。李大钊感叹道:这实在是“以历史之陈死人,制服社会之活心理”!他的结论是:“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其二,人们对于英雄人物的迷信与盲从,也蔽障了“民彝”。在李大钊看来,所谓“英雄”,并不是神,也不是超人,而是那种能够顺
9、应大众心理、集合人民力量从而成为历史活动中心的人物。他说:“英雄者,顺从有众之心理,摄取有众之努力,而始成其为英雄。”“英雄者,不过代表此无数之意志,而为其活动之中心耳。”因此,在历史活动中,不应当只看到“英雄”的作用,而看不到“民彝”的作用。两者相比,“民彝”比“英雄”更根本、更重要。“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他进而指出,迷信“英雄”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成为导致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盖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栽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浦除者也。”从民彝史观出发,李大钊把“民”与“君”尖锐地对立起来,强调:“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
10、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基于这种历史理念,李大钊提出由“再造其我”而“再造中华”的主张,高呼:“吾人宜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碑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正是基于这种民彝史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炮声传到中国,首先在李大钊那里得到强烈而巨大的回响。尊重“民彝”的李大钊,敏锐地感到:“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因此,他把俄国十月革
11、命的胜利称为“庶民的胜利”,认定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转变。而这一历史性的变化的发生,正是人心变化、“民彝”觉醒的结果。他说:“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hsve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
12、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这种“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也就是“民彝”的空前大觉醒;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代表了这种“民彝”的大觉醒。可以说,李大钊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首先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共鸣,不是由于别的,就在于他从这场革命中看到了“民彝”的大觉醒。这,正是他所企盼已久的。从欢呼“庶民的胜利”出发,李大钊很快地选择了俄国人的道路,并由此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看到,唯物史观不是不讲民众的意愿和要求,而是把这种意愿和要求置于物质生产之上,“确认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揭示了比之“民彝”更为深刻地影响历史运动的动因。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仍然保留了民彝史
13、观的积极内容,特别是保留了对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力量的重视。正是这样,他没有像当时许多人那样肤浅地理解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而是把重视人民大众的活动,指引他们走上争取解放的道路,作为唯物史观的精神所在。他说:“新历史观及本着新历史观编成的历史则不然,他教吾人以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一个智识的发现,技术的发明,以及把这些发现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这种生活技术的进步,变动了社会的全生活,改进了历史的阶段。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
14、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在这种创造新历史的活动中,人类一方面获得了个性解放,一方面又实现了大同团结。他说:“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四通八达、宽敞平坦的道路）,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胳。一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
15、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这样一来,李大钊就提出了一种中国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这种理想把中国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类的精神与西方近世文化的强调个性解放的精神结合起来,为“民彝”的新觉醒展示了新方向,显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青春气息。在李大钊那里,唯物史观是与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实践精神的,没有以后的那些教条味。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比起许多后继者要更接近唯物史观创始人的本意。李大钊的唯物史观的这一特点,是与
16、他原来的民彝史观分不开的。从李大钊的思想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传统哲学对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一种沟通的作用。这种沟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第一步。二、毛泽东:从本体论到“实践论”如果说李大钊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么毛泽东则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一影响力来自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创立的“实践论”。“实践论”的创立,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哲学资源和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成功,不仅在于“实践论”是在中国的山沟里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仅在于“实践论”是用中国人的语
17、言和风格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在于“实践论”以其自身的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实践论”的形成,是与30年代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分不开的。在这方面,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根本点,在于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本体论,并凸出了作为认识论范畴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即从本体论(世界观)、辩证法、方法论三部分对唯物辩证法作了阐发。在这三部分中,本体论是最根
18、本的;同时本体论又与认识论、方法论相联系。他强调,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以往的唯物主义之根本不同,在于看重实践对认识、理论的决定作用。“这样,实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之核心。”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以实践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为:“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在他看来,实践主要是哲学认识论范畴;正是实践,为作为人类认识史综合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基础;因此,“实践的唯物论”本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并不与本体论合一,而是以作为认识论范
19、畴的实践规定、解释本体性质,形成一种知识论型的本体论。毛泽东从艾、李们那里吸取了看重实践的思想,凸出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但却没有像他们那样从本体论来阐发唯物辩证法,而是把自己的哲学兴奋点直接放在对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关注上,把属于本体论的“实践的唯物论”改造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有世界观的内容,但从本质上看实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他在陕北讲哲学时所形成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就已明确地阐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理解:“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
20、,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而在这个讲授提纲中,毛泽东着重论述、最有创见的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分,这两部分后来成为最能代表他的哲学创造的名篇。在这里,他把实践的社会功能与认识功能、把认识论与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考察人的认识活动,深刻地说明了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其间充满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和对机械唯物论、教条主义的批判。
21、与艾、李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相比,毛泽东的“实践论”更直接指向中国的现实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更能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相联系。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论断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可以说得到富有生气、富有活力、富有成效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毛泽东之所以由本体论转向“实践论”,一方面与他的人生道路和实践体验相联系,体现了他作为大革命家的本色,另一方面又与他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相联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融贯与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现实、重实践、重生活世界的性格,毛泽东对此是深有领悟的。特别是自明清之际以来
22、,湖南出现了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唐才常、杨昌济等几代重视现实问题、讲求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形成了直面现实政治、重视人生实践的湖湘学风,更使毛泽东深受熏陶。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重视面向实际进行思考,强调把理论付诸实践,不愿作纯粹的形上玄想,更反对向书本讨生活。现在所能见到的毛泽东的最早的一篇文字写于1912年的中学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就表露出他从中国传统哲学中继承了重实际、重实践的性格。而在1913年的笔记讲堂录中,更可见青年毛泽东深受中国哲学这一传统的影响。讲堂录中,有“不谈过高之理”一条,认为:“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又有“谨言慎行即是学”一条,认为:“古者为学
23、,重在行事,故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毛称赞伊尹的德业,记有:“伊尹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看重张载的思想,记有:“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欣赏王夫之的“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的观点,并解释说:“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因此,他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又写道:“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
24、事豫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对于历史上的那些重实际、重实事、重实践的人物、著述,他十分推崇:“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砒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骚骚比隆东汉焉。”“通典、通考、通志三通,士人必读之书,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详考而详断之,甚有用之书也。”而在写于1917一1918年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中,青年毛泽东更认为:“非某事之本体有超然之善,乃因其与生活有关系故云替。”他反对把“善”作一种本体性质
25、的理解,反对对“善”作形上的追求。青年毛泽东也力主从“大本大源”人手,这一工作就是“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而目的在于“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其落脚点还是实践、还是行。正是这种思想的积淀,使得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学理来讲,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神秘的教条来套。基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毛泽东把自己的哲学兴奋点直接置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使作为认识论范畴的实践有力地凸显出来,并通过与中国哲学传统的融贯与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能够为中国人所掌
26、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只是教科书式的系统理论,而更应是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现实的实践密切相关的思想方法。以致在实践论、矛盾论两文中,毛泽东更倾向于前者,因为后者“太像哲学教科书”;他甚至认为把矛盾论与实践论放在一起,“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因此,毛泽东的“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了中国语言、中国气派,更最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了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历史观、人生观、辩证法诸多方面体现出来:例如,毛泽东讲实践,就与中国人重视“今”的观念相结合,强调关注现实的生活世界、投身现实
27、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十分重视“今”的意义,主张以“今”的实践为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契机和纽结,既反对落后于“今”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又反对脱离于“今”成为未来的空想者。这一点在他的那些思与诗圆融一体的诗词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种对于“今”的重视,结合“今”来讲实践,无疑是中国人易于把握的。又如,毛泽东吸取了儒家的“即世间而出世间”的人生境界追求,强调在现实的生活中、
28、实践中来实现理想人格。在他看来,像白求恩这样的外国医生,像张思德这样的普通战士,就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楷模。他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认为:“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在悼念张思德时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29、”正是这种立足于现实实践的人生境界追求,吸引着、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投身革命,前仆后继。再如,毛泽东形成了他的立足于实践、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辩证法思想,赋予了唯物辩证法以新的生命活力。他不仅环绕着说明和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探讨了现实矛盾的生成、认识、把握、解决诸问题,对于唯物辩证法作了极生动的阐释和展开,而且在思维方式上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整体、重趋势的辩证思维特点,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相结合,以之观察现实的社会,理解历史的变迁。这种重整体、重趋势的辩证思维特点,使他在观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运动时,往往具有深刻独到的把握和高瞻远瞩的预见,从而使得“实践论”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思想方法,
30、而不是一种呆板的认知理论。他在井冈山时期就通过分析中国社会诸矛盾的运动,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总趋势,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见;在抗日战争之初,他又依据对国内与国际诸矛盾的动态分析,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对中日战争的总趋势作出预见,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这些都是站在鸟瞰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从全局上分析现实诸矛盾而作出的战略结论。正是这样,毛泽东成为20世纪中国的大战略家。正是由于“实践论”以其自身的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能够为中
31、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真正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但是,“实践论”又有自身的局限性,即只注重认识论、方法论,有一种强烈的知识论化倾向。特别到了晚年,毛泽东更把这种知识论化的倾向推向极端。他在1964年一次谈话中说:“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
32、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指出了他的“实践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超越,同时又把哲学归结为认识论,而这种认识论主要是讲知识的来源、获得、检验和运用。这种对于哲学的理解,使得原本内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简单贫乏了,对于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异化诸多问题或思考不多或不予顾及,对于实践也只局限于认识论范畴而未作本体论意义上的理解。这些无疑有很大的局限性。如何走出这一局限,就成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三、冯契:从知识论到“智慈说”以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起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场大讨论的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冲破了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的禁锢,使人们的思想从“唯书、唯上”的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如邓小平在当时一针见血指出的:“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种思想的大解放,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