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个四重奏思维模式的深层转化四个四重奏：思维模式的深层转化 内容提要：以理性为核心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西方思想的重要传统。然而，在四个四重奏中，艾略特却解构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且在非理性领域中进行了重新建构，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深层转化。艾略特指出，在新型思维模式中，二元之间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并且在平等的关系中达成和谐。由于新的思维方式的确立，导致传统的价值分野消失，产生了背离传统的新价值观。 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较为成熟的作品，由于作者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该诗显得格外晦涩难懂。只有清晰地梳理这种思维方式的深层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内涵及意义，才能够真正解
2、读四个四重奏的思想核心。 西方思想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主客二分、二元对立是西方思维模式的特征所在，并直接导致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整个世界呈现出一正一反(A与B，即主体与客体、正确与谬误、善与恶等)的二元对立，从而构成了事物的矛盾性存在在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对立的双方总是一方统治着另一方”(刘建军，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292)。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理性为根基，以条分缕析为手段，以追求本真为目的。然而，在艾略特生活的时代，反理性主义思潮日渐盛行。人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领域里，主体和客体并非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紧密相连、互为依存。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艾略特对非理性的思想有
3、着独特的理解与认识。荒原、空心人等诗歌都在不同程度上描摹了现代世界的混乱无序，凸显了非理性的认知模式。四个四重奏作为其晚期的成熟作品，则不再局限于对混乱世界的非理性摹写，而是体现了作者旨在背离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试图在非理性领域内寻求新型关系，以期建立新型思维模式的努力。 在四个四重奏中，诗人彻底颠覆了理性领域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展现了非理性世界中的相互转化、相互交融、无从把握的二元对立形式。艾略特在诗中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提出了质询与疑问：“向日葵是否会转向我们?/铁线莲是否会向我们弯身，/卷须与枝条紧紧把我们纠缠?/冷冰冰的/紫杉手指是否会伸下来抓住我们?”(142)(9“是”与“
4、否”的问题正是理性领域中所要回答的问题。凡事都有性质不同的二元对立。而在艾略特的思维逻辑中，这种质询却是没有意义的。世界原本不能截然分开，万事并不一定有最后的结果，理性的追求和质询不会有答案，原来的理性秩序被彻底打破。 艾略特不但一举摧毁了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且指出这种思维模式会将人类带入难堪的境地。“让我拿出为老年准备的礼物，酬劳你一生艰苦的努力”(173)。“一生艰苦的努力”直指几千年来西方人通过理性解析、理性分割、理性对立苦苦追求的历程。这种追求到了“老年”得到的“礼物”却是冰冷、僵死、苦涩、无味的，不会给人任何企盼与承诺(173)。如果人类坚持这种追求，总会“发觉过去的事情，
5、全是错，全是害人，而且还当善行”(174)。艾略特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理性思维模式的错误结局，人类在本以为会找到光明的行进中“从错误走向错误”(174)，最后灵魂不但得不到救赎，寻不到幸福，反而会恼怒无比。通过指出理性思维模式的难堪境地与错误结局，艾略特也消解了与之相随的传统的价值取向与参照体系。“四个四重奏有系统地摧毁并颠覆了正常的人的价值。智慧成为谦卑而消极的；爱则是只有在卑微地对死亡表示屈服时才能听到的一个被泡制出的词而已；历史除了记录对圣徒与殉道者的关爱泯灭之外什么都不关心”(Moody 87)。 然而艾略特的创作目的绝不止于在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后留下一片狼藉混沌，使人停留在“恼怒”状态
6、。“现代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态度使人们认识到，在现有的知识的背后，还有更为真实的本质模式和认识方式。正是在这种认知方式的作用下，20世纪的西方文学，总是力图展示人类共同的命运，挖掘人类共同的本质，要做整个人类的代言人”(刘建军，20世纪西方文学5)。艾略特揭示弊端的力量尤其显著，其拯救目的也更加突出。艾略特一向认为“诗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寻找新的感情，而是应该将普通的感情综合加工成诗歌，去表达那些并不存在于实际感情中的感受。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Eliot，“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2644)。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艾略
7、特秉承这种创作理念，力求去除情感的个体性，致力于传达一种普遍的、综合的、更接近本质的思想。四个四重奏便是他寻找思想精粹的一种努力。面对一个精神空虚、价值观变异的世界，艾略特在追问非理性领域中二元对立的存在与形态，力图找到救赎人类精神的途径。 “20世纪可以看作是一个道德无序的世纪在这样一个无序的社会里，英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淡化。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建立起来的首先观怀疑日深，对宗教也失去了兴趣。人们悲观、恐惧、伤感，对未来感到迷惘”(聂珍钊等615)。这种社会混乱令艾略特产生绝望之感，他开始对“某种文明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并且指出：“我们不能用信念去对抗信念，我们也没有任何可与
8、那些反对我们的思想相较量或对抗的思想”(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49)。于是，解构传统理性领域内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在非理性领域中进行重新建构，使之更适应的社会发展，从而实现对现代文明的拯救，最终成为艾略特进行创作的主要任务。担负着拯救功能的新型思维模式具有与二元对立模式完全不同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二元之间对立关系的终结，即对与错、善与恶、是与非之间的对立关系不复存在。四个四重奏几乎是由对立的词汇组成，像“开端”(beginning)与“终点”(end)、“夜半”(midnight)和“黎明”(dawn)、“内部”(inner)与“外部”(outer)、“过去”(past)、“将来”(futu
9、re)、“上升”(ascent)、“下降”(decne)等表示对立形态的词汇俯拾皆是。诗人运用这些词汇的目的并不是要强调二元对立，而是对二元对立的特点表示坚决否定，认为这些对立关系早已消失。“过去和将来在这里相聚。即非从哪里来，/也非朝哪里去的运动，/既不上升也不下降”(139)。诗人明确地表明了非理性领域中对立的二元之间的关系无从区分、无从辨别。然而，这却并不意味着无法区分的二元成为混乱与恐慌的源头，而是达成了某种联系。为了突出这种联系，作者多次地使用了静止一词(still/stillness共出现22次)。静点绝不等于凝固不动的死水，它标志着原本对立的二元的融合与相遇。“几种存在 范畴的难
10、以置信的结合，/在这里过去与未来/得到了克服和统一”(166)。艾略特认为世界不再以各种形式分化，而是实现了难以置信的结合，形成在“静点”上的舞蹈在相互联结、相互补充、相互接纳的基础上达到动态和谐。作者在诗中已明确地说明了“静点”的特征：“不停止也不移动。别称它是固定”(139)。这个静点是原本对立的二元在关系中达成的和解，这时的二元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竞争关系，也不是僵死不动的静止状态，而是以宁静的状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这种与“固定”迥异的、建立在联系之上的“静点”思想与中国哲学中阴阳相生相克、互为补充的观点异曲同工。其实在艾略特的时代，很多思想者都对古老的东方文化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正
11、如查尔斯?约翰所说，东方文化“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时代带来了可以畅饮的源头活水”(Keams 164)。 第二个特点是主客二分的关系被取消后，二元之间形成平等的关系。当事物的对立性质被颠覆，变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后，当所谓的中心被取消后，那么力图在关系中达成平衡的各要素之间必然是平等的。西方现代思潮所得出的“多元化”、“对话”、“互文性”、“交往”等思想，无不是以追求平等为核心的。 二元平等的思想蕴含着极为重要的内涵，即在平等中得到圆满与永恒。艾略特在诗中明确地指出了超脱欲望、达到平等的目的：“为了超脱不是爱得不够，而是爱的扩展，超过了欲望，从未来和过去中超脱也是一样”(175)，也就是说，当二元
12、变得平等之后，那么人类所获得的绝不是平等的形式，而是包含在平等之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幸福。艾略特在诗中说：“我们探索的终端/将是我们启程的地点/我们生平第一次知道的地方”(178)。很明显，艾略特将西方千年来竖立起来的理性传统拉回到了起点，拉回到了“极其单纯的境界”(179)，拉回到了未受理性切割前的“前逻辑思维”状态；拉回到了人类最初没有竞争、没有制约、没有对立的幸福王国。这种幸福便是艾略特在诗中反复吟唱的、建立在非理性思维模式之上“平安”，即通过重构的二元形态抛掉了原有思维模式中的对立形态，成就了在非理性领域内的终极和解，即诗中所说的“在星空里却得到和解”(138)。“星空”便是单纯境界的象征
13、，取消了理性束缚的广袤的星空，竞争对立的二元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以平等的姿态达成了安宁。正如艾略特在最后一个重奏“小吉丁”中反复强调的“平安无事”“当舌绞成火结/烈火与玫瑰合二而为一时/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世界万物也会平安无事”(179)。这个结局是二元融合、二元平等的最终结果。艾略特的思想，与中国哲学中“天地之气，莫大于和”(淮南子?汜论训)的哲学思想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认为，对立的二元不能相互压制，优胜劣汰，而应平等共处，这种平等之上便是没有残缺的、更圆满的基础上的“一”。这种哲学思想与西方理性传统截然不同，没有将事物放在对立竞争的关系中分出优劣成败，而是希望事物在平等的关系中成就更大
14、程度上的和谐结果。艾略特的思想与中国哲学的契合，表明了西方现代人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怀疑，并试图跳出传统西方文化及思维模式的束缚，以期重建没落欧洲的努力。 第三个特点是强调原本对立的二元之间形成相互转化的关系。四个四重奏中重复了两句非常相似的话：“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144)，“我的结束之时便是我的开始之日”(155)。作者在这里绝非玩弄文字游戏，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非理性领域中的二元对立在不断地运动、不断地相互转化。这种转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在非理性领域中，原本对立的两极再也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互为前提。“一座座房屋不断竖起来又倒下去，/化为瓦砾一片，被扩
15、展，/被运走，被毁碎，被复原，/原址成了空地、工厂或僻径。/从旧石块到新楼房，从旧木材到新火焰，/从陈火到灰烬，从灰烬到泥土”(144145)。房屋倒下去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空地、工厂或是僻径的开始。旧石块不是终结，而是新楼房的开始；旧木材不是结束，而是新火焰的发端；火焰燃尽是灰烬的开始；灰烬消解是泥土的出现一切无法用传统的理性思维传统进行清晰地划分，万事万物也没有性质上的对立，而是交融在一起，永远在转化和发展中，没有核心，没有两极，没有善恶对错，没有终极本真。艾略特在这里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对理性思辨与理性分析的非难与摈弃。“现在唯有奋斗去挽回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的东西：现在所处的情
16、况/看起来似乎不利”(154)。通过奋斗所得来的东西却不会给人以任何安慰，反而会因此陷入更大的困境，因为只要有奋斗，就永远会有失去，因为竞争之后还是竞争，无法拥有最后的结果。艾略特因此提出了理想方案无得无失，即取消性质间的对立，不去判断得失对错。 二是这种转化意味着事物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即这种变化不仅是历时的变化与发展，更是共时的性质变化，既指二元之间的相互转化，又意味着一元本身向其对立面的转化。“那光亮/依然在旋转的世界的静点上”(142)，“旋转”就意味着理性领域中二元对立的关系终结后，二元形成相互转化的状态。相互转化的关系模式更为深刻地指出了非理性领域中二元对立形态的核心之处，即非理
17、性由于其不可把握、不可梳理的特性，导致原本对立的二元本质意义的消失，中心内涵的消失。艾略特在诗中明确指出，“你得摆脱理性和观念”(169)，并否认了一切理性追求，“希望会是错误的希望”，“爱会是错误的爱，还有信仰”(150)。他进而认为，即使等待信仰、爱和希望，也不能借助理性，而是应该“不假思索地等待”。“黑暗将是光明，静止将是舞动”(151)。可见非理性领域中不但二元之间相互转化，而且二元中的每一元都在自由转化，甚至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失去了传统中的清明特点。这种二元间相互转化、进而自身也在不断变化的模式与中国传统的辩证哲学在本质上有一定相通之处。 艾略特认为非理性领域的二元关系不再强调对
18、与错、善与恶、地狱与天国、现实与理想的清晰区别，而是使得所有的事物处于瞬息万变的转换中。他希望通过摧毁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在二元之间转化的基础上形成崭新的认识论，因为二元之间倏忽转化的关系使得永恒被瞬间代替，最终导致了传统认识论的坍塌。正如艾略特在诗中所说：“你不知是你所知/你所有是你非所有/你所在是你非所在”(151152)。这样，原本相互对立的事物的分界消失，性质消失，因此意义也随之消失。然而，这种旨在将二元之间的对立关系完全打破，由此将善恶、优劣、成败等概念消解，并企图在混沌中重建平安的思想是否合理、是否可以实现，撕裂了理性传统的非理性混沌是否就是幸福的居所，结局令人堪忧。 新型思维模式
19、的确立隐含着对传统认识论的颠覆，对现代本体论的确认，以及对随之而来的以存在本身为基础的新的价值观的建立。由此，传统意义上截然对立的概念、泾渭分明的范畴融为一体，它们原来所蕴含的价值分野随之消失，背离传统的新价值观出现。 艾略特在开篇时就指出了这种新的认识论与价值观的根本含义：“尽管逻各斯对每 个人来说都是普遍的法则，但多数人似乎按照他们自己独特的法则生活”(135)。由于颠覆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其思想核心逻各斯中心主义也随之被瓦解。艾略特心中的逻各斯不再是经过理性思辨、逻辑推理后所认知的万事万物背后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绝对的本质，而是进入了人的内心，成为因人而异的法则。“西方文化批评的学者采用
20、了一个全新的策略：一方面他们用各自的理论，解构了传统的以价值论为内涵的各种所谓的普适概念，把这种意义中心论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则在一个全新的关系程序(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的关系程序，而是解构主义意义上的关系程序)中，试图确立属于个人的、但同时又是人类的普适价值”(刘建军，“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价值走向8889)。原本超然的、确定的、普遍认同的逻各斯已经成为每个人的法则，从而失去了确定的中心地位。这样，逻各斯中心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固定走向运动，从明确走向变化。质言之，艾略特对世界的剖析已经从知性走向直觉，从形式逻辑走向人的灵魂，从有序的理性世界走进了流动不息，变幻莫测的非理性世界
21、。后现代所推崇的解构主义正是抓住了形式逻辑企图视而不见的异己因素，揭示出形式逻辑的荒谬，最终颠覆形式逻辑。 基于这种认识论思想，艾略特认为人不再是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本能欲望、灵与肉、善与恶等对立的二元之间的载体，而是成为意义本身。“你们已不是离开车站时的人，也不是快要到达车站的人”(162)，“你们已不是离开海港时的你们，/也不是快要登岸的人”(163)。时间的消隐意味着外在事物、外在标尺的消失，人只是人本身，人就是本质所在。这就是说，人不再在追寻的路上，不再介于此岸和彼岸之间。这是一种认知模式上的极大变革，是对传统认识世界方式的一场真正的颠覆。正如艾略特所说：“所有重要的真理都是个人性的真理
22、”(Eliot，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F.H.Bradley 165)。正是这种认识方式上的根本性改变，使得以人的存在为前提，通过对人自身的认知来说明和阐释世界的人的学说，成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艾略特在对非理性领域内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探索时，运用的却是他的诗歌中前所未有的理性模式规整而和谐的重奏形式。聂珍钊教授认为，“在英语诗歌的形式、技巧和批评理论这三方面的研究中，英语诗歌的形式又是其技巧和批评理论研究的前提”(聂珍钊，英语诗歌形式导论2)。四个四重奏的严整形式一方面体现出艾略特思想的成熟与深刻，同时，清晰地表现了对立的二元达成和解的内在主题。另一方面，这种充分体现了理性特点的严谨与和谐又表明，现代文学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思潮挣扎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既表现了不同于传统的崭新的时代特点，又表明了与后现代思想的区别与距离。 注解 文中所引诗歌译文依据的是赵萝蕤等译艾略特诗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下文中引用该诗皆在引文后标出页码，不另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