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效应的分解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效应的分解 2013年05月27日 13:37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12期 作者：郭云南 徐谦 刘明艳 字号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5内容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内容提要】本文考虑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间的关联性，并将这两种渠道同时纳入内生增长框架，扩充为包含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人力资本部门、研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同时，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分析经济体系达到稳态时对金融外生冲击的敏感度，并将这两种渠道的传导效应进行分解与对比。结果发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2、且经济体系对金融发展的变化存在一定的时滞。面对金融外生冲击，物质、人力和研发资本及总产出的增长率均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大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但两种渠道效应的差异性取决于人力资本部门和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及两种要素在最终产品部门中的产出弹性的大小。【关 键 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传导机制 内生增长 比较静态【作者简介】郭云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北京 100029)；徐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刘明艳，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一、引言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经济学家一直寻找着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如制度(Acemoglu, Joh
3、nson and Robinson, 2002；姚洋，2009等)、人力资本积累(Lucas, 1988; Galor and Weil, 2000; Galor and Moav, 2002; 2006; Galor et al., 2006；蔡昉，2004；2009；乔万尼阿里吉，2009)和技术进步(Solow, 1956；Romer, 1986；刘琛、卢黎辉，2006；赵勇、雷达，2010；武志，2010)，在理论界得到了肯定，并在实证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良好的制度设计能保护产权，有助于研究开发和知识技能的扩散，已经成为早期欧洲经济腾飞及全球巨大生产技术差异的关键因素。同时，经济的
4、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口红利”也掀起了经济增长的浪潮，产业化过程中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及其对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人口转型等的影响，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此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足以体现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金融发展不仅决定着经济增长水平，但经济发展反过来也会促进金融发展，这种复杂关系使得人们争论的焦点从金融发展是否促进经济增长逐渐转向为金融的功能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如Levine(2004)从微观视角总结金融具备五大功能。第一，生产可能投资项目的信息并进行资本配置；第二，监督企业并进行公司治理；第三，分散和管理风险；第四，动员储蓄；第五，便利商品和服务的交易。
5、正是基于金融的这些功能，以及结合各种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分析金融功能与这些直接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而为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搭起一座稳固的桥梁。只要这些金融功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可通过这些渠道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目前，理论和实证上集中于分析金融发展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两大渠道促进经济增长(Levine, 2004; Galor and Moav, 2002; 2006; Galor et al., 2006)。渠道I：金融发展能带来技术进步。由于市场不完全及产生的巨大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产生诉求，金融市场和中介提供五大功能服务，增加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6、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对金融发展产生新的需求，从而促进金融发展。渠道II：金融发展也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主要在于良好的金融发展体系能为借贷提供便利，缓解了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施建淮、朱海婷，2004)。然而，众多文献从静态的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通过这种分析方法虽然能得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相关关系，及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经济的稳定绝对水平或稳步增长率，但极易忽视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如何引导经济体系(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及总产出)向稳态的绝对水平或增长率演进的动态变化过程，及经济体系对金融外生冲击的敏感性。另外，以往文献往往将金融变量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考
7、虑其中一种渠道，要么人力资本积累，要么技术进步，可能忽略了传导渠道间的相关性(如人力资本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研发)。相比以往的研究，本文存在两点创新：(1)考虑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间的关联性，将两种渠道同时纳入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分别研究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并分解与对比两种渠道的传导效应；(2)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寻求经济体系达到稳态时对金融外生冲击的敏感度。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结合Romer(1986)研发模型和Lucas(1988)人力资本模型，扩充为包含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人力资本部门、研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四部门增长模型。第三部分为比较静态分析。
8、即当经济系统达到稳态时，各相关参数变化，如金融部门、研发部门或人力资本部门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对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等传导机制及各部门产出的均衡路径的影响。第四部分，分解和对比两种渠道(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指出在什么条件下，两种渠道的效果有所差异。第五部分为结束语。二、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一)金融人力资本研发模型假设经济体系中共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研发部门、人力资本部门和金融部门。要素投入为资本和劳动力，其中资本包括物质资本、研发资本(知识或技术的投入)、人力资本和金融服务。金融服务也即金融发展水平，即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实证上采用金融相关率(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股票
9、或债券资产规模、股票市场价值与银行信贷总额之比、银行集中度等指标来反映(如林毅夫等，2003；卢峰、姚洋，2004；沈坤荣、张成，2004)。要素投入按照各部门生产的需要在各部门间按照比例进行配制。首先，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生产最终产品，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便于分析，设定生产函数形式为CobbDouglas形式： 其次，研发部门的产出是新知识或新技术。良好的金融体系，能提高转化为投资的储蓄，以保证企业稳定的资金来源，进而激发企业技术进步，于是研发部门的生产函数不仅取决于物质资本、劳动、人力与研发资本，而且还依赖于金融服务的投入，同样用CobbDouglas形式对研发部门的生产进行描述：最后，金融部
10、门的生产方式。金融部门的产出是新的服务，如金融规模的增量或金融结构的升级，统称为金融服务增量，其取决于物质资本(基础设施等)、劳动力，而且还依赖于现有的金融规模或金融结构。如金融相关率(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股票或债券资产规模、股票市场价值与银行信贷总额之比、银行集中度等。注意，在此并未直接将研发资本作为金融部门的投入要素。原因在于：其一，研发部门生产的新知识或技术的用途主要在于提高最终产品产量，偏向于生产最终产品而不是服务。金融部门属于第三产业，其产出是新的服务。现金融部门虽然均有研发部，其性质仅限于微观视角的行业内部，而非等同于此模型中的宏观视角的研发部门；其二，在一定程度上
11、，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现有生产技术或知识也能创造出更多的金融服务，但绝大多数是通过提高现有金融发展水平，从而间接地产生新的金融服务。如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减少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使得人们的金融交易更加便利，便利的金融交易能诱使人们进行更多的交易(存贷款额增加)。在此也并未直接将人力资本作为金融部门的投入要素。原因有二：其一，随着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的积累，能有效提高金融中介或市场的功能，如搜集信息和甄别项目风险的能力增强，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设计出更多合理的契约工具等，推动金融发展水平，进而间接地创造新的金融服务；其二，具备高素质的高管的引进，能有效地降低金融体系的管理成本，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等，从管
12、理方面推动金融的运作效率，从而间接地发展新的金融服务。总的来说，金融中介或市场中的职员或高管素质的提高，只是通过有效地提高现有金融发展水平，进而创造新的金融服务。假设金融部门金融服务增量的刻画为：(二)经济体系的平衡增长路径为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状态，首先，由物质资本增量、研发资本增量、人力资本增量及金融服务增量方程构成动态方程系统；其次，给定外生和不变的人口增长率n(n0)，组建经济体系中这四个变量的增长率；最后，考虑动态方程系统的稳定性和存在性，求解总产出、物质资本、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及金融服务的平衡增长路径。将(6)式两边取对数，并两边同时对时间求导数，得到为考察各变量平衡增长路径的存
13、在性，便于分析，可将金融服务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转化为物质资本和研发资本的增长率来研究。令(7)式等于0并稍作变形，可得到：两者有且仅有一个相交点，即经济体系的动态均衡点。无论初始点处在何处，物质资本增长率和研发资本增长率将收敛于各自的稳态增长率。如图1所示，物质资本和研发资本将在E点达到动态均衡，各自的增长率也逐渐趋于稳定。通过(7)式也容易计算出金融服务、人力资本和产出的稳态增长率。图1物质资本和研发资本的平衡增长路径三、比较静态分析金融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了金融发展水平，由于分配到各部门的金融服务的比例没有改变，增加了人力资本部门、研发部门及最终产品部门的金融服务投入。假设金融发展通过
14、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从技术进步角度看，良好的金融体系保证企业稳定的资金来源，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和发明，从而创造更多的新知识或新技能，加快知识存量的增长速度。从人力资本积累看，完善的金融体系减缓人们对于收入冲击下的预防性储蓄，降低流动性约束，从而能使更多的资金流向教育投资，带动了人力资本存量的稳步增长。从产品生产部门来看，随着金融发展的不断完善，生产者的技能、劳动素质和受教育水平得到提升，将生产出更多消费品和投资品，不断提升总产出的增长速度。于是，最终金融部门效率的提升使得总产出的稳定增长率得到大大提高，金融发展确能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发展是否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
15、增长的假设还有待验证。从经济意义上说，人力资本积累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仅取决于两种要素在各生产部门中的投入比例，而且也取决于两种要素在各生产部门中的产出弹性。一方面，人力资本不仅是人力资本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的关键要素，而且是研发部门不可或缺的投入。当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生产者通过现有的教育水平和知识积累，在生产或学习中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经验积累，提高生产效率，而且能进行更多的技术进步或发明活动，促进知识或技能的不断提升。所以，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能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间接得通过积累知识或技术进步来引导经济。相比之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只存在直接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力资本积累
16、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技术进步更具优势。另一方面，两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同时受到各产出弹性的约束。如与研发部门或人力资本部门产出效率相关的各投入的产出弹性，及研发资本或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部门的产出弹性等参数。当人力资本部门的产出效率更高，通过基础设施投入、人才引进等更有效地培养出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并且能充分提升人才在最终产品部门中的生产效率，则相比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可能更大。反之，研发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新科技不断涌现，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更强的推动力，则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可能强于人力资本积累。四、两种渠道的比较：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从模型
17、建构上看，考虑包含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研发部门、人力资本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两条渠道：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具体为，当金融发展水平增加时，表现为现有金融服务在金融部门中的产出弹性v,3增大，将分别引发与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相关的生产参数的变化，从而影响(8)式中物质资本和研发资本增长率变化方程的截距和斜率，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点。所以，通过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两大效应分解，并依据其带来的动态系统(8)式中截距和斜率的变化幅度，对比两大渠道的效应。具体步骤为：五、结束语本文综合Romer(1986)和Lucas(1988)的内生增长模型，考虑人力资本积累
18、和技术进步两种渠道之间的关联性(人力资本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研发)，将两种渠道同时纳入模型分析，扩充为包含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人力资本部门、研发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别研究金融发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并将两种渠道的传导效应进行分解与对比。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当经济体系达到稳态时，外生的参数变化，如金融部门、研发部门或人力资本部门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对系统动态均衡路径及各部门产出的均衡增长率的影响，并描绘出经济体系向稳态演进的动态变化过程。结果发现，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体系对金融发展的变化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面对金融发展参数的外生冲击，经
19、济体系并不能迅速做出反应，而是由初始增长率逐步向新的稳态增长率演进，物质、人力和研发资本及总产出的增长变化均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发展的确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大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但两种渠道效应的差异性取决于人力资本部门和研发部门的生产效率及两种要素在最终产品部门中产出弹性的大小。本文模型有以下两点政策含义：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内生关系对中国金融抑制提出了要求。金融抑制往往降低资本效率并增加了金融风险。如过低的实际利率，增加投机动机，投资过热及资产泡沫便产生了。政府可考虑放松金融控制，弱化政府主导的金融发展局面，使得金融发展遵循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提高金融效率。第
20、二，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渠道的依赖性，为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从区域间看金融发展差距，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之间。从区域内部看金融发展差距，主要集中在城乡之间。金融体制不缺为“有钱人”服务和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缺的是为社会低层次和低水平地区服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及财政支持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地区或乡镇应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如劳动或资本密集型等)，发展以人力资本投资或研发投资为主的产业，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而带动经济增长。否则，金融资源会在利益的支配下，流向生产力较高的东部地区或城市，使自身陷入低水平的经
21、济发展陷阱。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假定储蓄率是外生的，且没有考虑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间的不对称，及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这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参考文献】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2蔡昉、王德文、曲明：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3卢峰、姚洋：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4刘琛、卢黎辉：VAR框架下外商直接投资时滞效应的动态分析，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5林毅夫、章奇、刘明兴；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以制造业为例，世界
22、经济2003年第1期。6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第1版)，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7施建淮、朱海婷：中国城市居民预防性储蓄及预防性动机强度：19992003，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8沈坤荣、张成：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跨地区动态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4年第7期。9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金融研究2010年第4期。10姚洋：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1赵勇、雷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生产率促进抑或资本形成，世界经济2010年第2期。 12Acemoglu, Daron, Jo
23、hnson, Simon, and Robinson, A. James, Institutional Causes, Macroeconomic Symptoms: Volatility, Crises and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13De Gregorio, J., Borrowing Constraint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6, 37, pp49-71. 14Galor R, O. and Moav, O.,
24、 Das Human-Kapital: A Theory of the Demise of Class Structur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 pp85-117. 15Galor, O. and. Weil, D. N.,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the Malthusian Regime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0, pp806-828. 16Galor, O. Moav, O
25、. and Vollrath, D., Inequality in Land Ownership, the Emergence of Human Capital Promo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Working Paper, 2006. 17Galor, O. and Zeira,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 60, pp. 35-52.18Grossman, G. and E. Helpman, Qu
26、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1, 58(2), pp5-6.19Jacoby, H. G., Borrowing Constraints and Progress through School: Evidence from Peru,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4, 76, pp151-160. 20Levine, R., 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NBER Working P
27、aper, 2004. 21Lucas, E. Robert,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 1988, 2, pp8-20. 22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pp23-35. 23Solow, M. Robert,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 pp65-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