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性是一种生活方式组成现代方式的所有行为在一种思维现代性是一种生活方式，组成现代方式的所有行为在一种思维结构下都被赋予了一致性向着今天和未来，向着永久和变化，向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伴。 马克斯米利坎和唐纳德布莱克默 新兴国家（1961）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HIGHEST STAG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现代化理论：美国知识发展史的最高阶段 -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要对现代化理论在战后美国知识发展史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我们首先需要谈谈这篇论文的标题。短语“最高阶段”显然是借用自列宁的经典论著“帝国主义，
2、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认为，一战时期在亚非出现的帝国主义列强，非但不是表示要退回到封建形式的经济组织形态中去，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颠峰是资本主义在出现最终的世界性历史危机之前发展的倒数第二个阶段。列宁指出，殖民地与大都市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样。正如无产阶级必然要通过革命取代资产阶级，落后的殖民地世界（而非马克思所称的工业化的中心）也将成为革命开始的地方。列宁主义将后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上的落后重新定位为一种历史哲学上的力量：认为并非如那些即便是非种族主义者所信奉的殖民地信条所说的那样，后殖民地国家注定要继续落后和进行长距离的“赶超”努
3、力，相反，列宁主义的哲学理念是，先前被奴役的一代（the formerly enthralled）将成为历史发展的真正领导人。通过将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争取实现殖民地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列宁建立了一套哲学理念，这套哲学理念对殖民地抵抗运动中那些受西方教育的领导人特别有吸引力。这些领导人之所以会受到列宁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他们自身对民族解放的渴望正普遍代表了这种历史意识的最高点。而更重要的是，列宁的苏联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即从一个落后的战败国发展到位居世界强国之列，在许多后殖民地的领导人看来，这一事实使得列宁的世界观变得更为可信。苏联在实现快速而持续的工业化方面所取得的明显的成功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
4、和社会科学家当中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担忧主要是因为它为后殖民地国家树立了危险的榜样。对于一个仍苦于（后）殖民政策所带来的过去和不断的耻辱的穷国的领导人来说，什么将代表着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未来？这至少在战后初期的年代里，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个主要关心的问题，这种担心进一步为中立主义所加剧，中立主义主要是由后殖民地一些杰出的领导人所提出，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埃及的凯末尔纳赛尔，和印度的尼赫鲁。而好战的 “发展主义的”共产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落后土地上的胜利又代表了恶梦一般最坏的情形。就是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高涨的时刻，现代化理论兴起了，其创立部分上是为了对抗列宁主义在后殖民地国家的吸引
5、力。对苏联可能会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榜样的担心激励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和负责对后殖民世界制定政策的官员们开始思考。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IS），这是一个网罗了众多最杰出的现代化理论家的智囊团，苏联的威胁成为考虑发展问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中心的主要负责人马克斯米利坎（Max Milikan）这样说，“美国应该参与到所谓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去，这样一个大型的计划对于增强自由世界的动力和稳定，加大抵制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来说，能够并且应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共产主义号召力的最有效的抵制就是揭示出，这些同样的发展问题能够通过共产主义以外的方式加以解决。”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名学者白鲁
6、恂（Lucian Pye），更直截的指出：“任何有关美国对世界欠发达地区的政策的讨论这些讨论都力争实事求是都必须明确地将共产主义的问题放到冷战的背景之下。”现代化理念解释了何时何因共产主义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式，并提供了共产主义模式之外的另一条选择道路，从而为美国采取的那些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冷战在地理位置上从欧洲转向了亚洲，将反共与发展联系起来考虑由此变得更为重要。现代化理论家建议进行专家治国的改革以打破较为激进的对政治权力和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呼吁对于后者，这是共产主义者们宣称最热衷的。然而，在创建这样一个有别于列宁计划的其他发展道路时，这些学者们也重复了许多列宁哲学本
7、身所包含的历史哲学的特点，与现代化理论关系最为密切的麻理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著作中再明白不过的体现了这一点。列宁和罗斯托都相信，历史是沿着一个固有的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在经历了几个不可阻挡的阶段后最终实现现世的乌托邦。这两人也都认为，对政治、经济进行分析的相关单位应该是单个的民族国家。同时他们还都相信，这样的历史进程是“革命的”，不可逆转的，最为重要的，也是有益的。然而，罗斯托与列宁（和马克思）的不同则在于罗斯托将资本主义现代性评定为“一种完成而不是过渡”。换句话说，按照罗斯托的“非共产党宣言”经济增长的阶段，不是共产主义而
8、是“高额大众消费时代”代表了历史幸福的终结。事实上，罗斯托甚至认为经济增长的这个阶段是最高的阶段。最高阶段的趋同现代化理论家重复列宁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认为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但如果领导人选择恰当，这一进程可以得到加速。不过很清楚的是，现代化理论家并不认为这一进程在一个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先锋队式的政党的领导下能更容易的实现，相反，他们认为领导人应该是亲资本主义的技术专家式的社会改革先驱者。尽管在政治条件上列宁和现代化理论家有很多不同，但他们都承认了启蒙信条中的一些精华，即认为存在一个普遍的历史进程，它既是内在固有的也是需要被引导的。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最终将出现一个单一的现代性。世界
9、上所有各种多样性在适当的时机都会汇合为一个单一的结构单位。虽然关于那一图景的政治细节仍有较大的分歧，但现代化理论和列宁主义却都相信技术和工业文明具有超越它们各自政治背景的特点。列宁和现代化理论家都将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科学管理的原则（1911）视为至关重要的文本，两者都承认装配线和工厂是这个世界的归宿。从这些方面看，现代化理论成为了一种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镜像。一个没有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列宁主义。现代化理论家不承认苏联（或者说那个国家即将实现的图景）是历史最终的颠峰，他们普遍心照不宣地将美国设想为发展的顶点。大部分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家都认为“发展”即意味
10、者实现唯一的目标：现代性，而同时，有关其规范而明确的特点，必要而足够的条件以及如何实现的讨论也开始大量兴起。无论是塔尔卡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说的具体的、普世主义的、以成就为取向的价值观是现代性的标识；还是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所称的现代性源自大众媒介和交通通讯技术的发明；是戴维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宣布的具有较高成就需求的人们能够创造出现代性；还是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所谓的工厂经验将派生出有关家庭、生活和政治方面的“现代”理念；现代化理论家们都同意，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性的整体现象，它不管时间、地点，总
11、是一再地因同样地基本原因产生出同样地基本结果。世界是均质的：所有的国家，只要他们是“现代的”，最终都或多或少地看上去一样。现代人在思考、行动、感觉和行为上也将体现出或多或少地近似。这种认为世界将从各种的传统生活方式走向唯一的现代性的理念是现代化理论的中心主题。两个因素可以解释当代全球文明日益趋同这一趋势。首先是精英的角色。所有现代化进行中的社会都是由“日趋现代化的精英们”所领导的，后者被定义为拥有“现代的”精神文化特点。这些精英们将使（有可能反抗的）民众服从于他们现代化的意愿。这一观点的同义反复的性质看起来并没有引起其支持者戴维阿帕特（David. Apter）和爱德华西尔斯（Edward.
12、Shils）多大的震动。第二个趋同的原因则在于技术上的扩散传播。罗斯托在否认了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起因后说，“在英国和世界其他主要是英国人居住的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经济起飞的最大的刺激主要，也非全部，是技术上的。”即使是一些反对技术决定论的学者如帕森斯也同意说，工厂、媒体和官僚制度注定要涤荡老旧的生产、交流和组织方式。帕森斯的学生马里恩列维（Marion J. Levy）以无生命能源和工具的使用为基础，制作了一个线性的刻度尺来作为测度现代性“程度”的标准。麦克莱兰说，复杂的机械“象征性地代表了一个新时代，引入了一种新的社会流动，并最终将传播一种典型的现代生活态度。”按照现代化理论家的说法，
13、只存在一种形式的技术现代性（尽管这一现代性不断在发展）。上述这些讨论在现代化理论家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观察，但克尔对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却很少被人注意到。尽管克尔使用的是圣西门（Saint-Simon）的术语“工业主义”，但他的这个术语与他同时代人使用的“现代化”的术语是同一所指：克尔无谓地重复解释说，工业化就是“传统社会向工业主义的变迁”。1954年“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和劳资关系”大会上，克尔第一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形成了工业主义和工业人这一本书。书中描写了工业化进程终点的劳资关系（克尔认为在美国这多少已经实现了），并分析了在后殖民地国家工业主义将如何实现。
14、在克尔看来，现代化是一个趋同的进程，在其中，富裕国家的生活方式将不可阻挡地取代后殖民地环境下的古老政权。克尔解释说，“工业化继承的是一个非常多变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许多种不同的文化，处在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类似动物的原始生活到高度文明的阶段不等，拥有许多不同的精英规则和信仰在这些不同的机制中引入了一个新的、非常高级的生产技术；这个技术从本质上看总是在追求一种认同（a technique which by its very nature always pushed for identity ），因为现代的总是更高级的。这种技术不受地理限制，不分精英和意识形态。一旦发明出现在世界上，就会不断地传播
15、和改进。这种趋同的结果将是产生出一个均质的世界，在其中差异只会出现在个人或团体之间，而不会出现在世界上的主要的区域之间。”克尔的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图景想象出了一个巨大的技术力量，它受到来自其内部不可抵挡的逻辑力的推动，并涤荡了所有迄今仍存在的社会。他相信，“一种建立在大众品味和大众消费基础上的新的文化将逐渐战胜许多不同种类的以前存在的文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成功、全方位、而又不可更改。”最基本的整合力量则是技术：“同样的技术在全世界要求有同样的职业结构一旦与技术紧密相连，各社会之间的社会安排也将变得千篇一律。”就好像在发展经济学中一样，任何可能放慢工业化进程的传统文化上的差异都会被视作“障碍”
16、而受到摒弃，注定要成为历史的垃圾。像其他现代化理论家一样，克尔没有对这些相应地区的所失表现出一点浪漫主义的怀旧。克尔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各国渐近地走向一个理想的典范即现代性的历史。最初会存在一个“传统”，从没有文字的上古开始，传统的人们就陷入到了各种不同而又相互分离的习俗中，对此的描述和分类是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然而，根据现代化理论，在这些表面的多样性之下仍存在一个最根本的一致。略微谈到一些共同的特性，即所有这些时代和地方都是内向型的（inwardlooking），被动地服从自然支配，害怕改变，迷信，不健康，并且经济上简单。在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对于这一专有名词下所包含的多样性而言，本
17、身即意味着一个统一。脱离传统的第一次变迁发生在欧洲和北美，这一进程后来又传播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区。西尔斯很明确地强调这一点说：“历史地看，现代类型的社会只发源于西方世界，因此，他对人类其他社会和文化产生的改造性影响也必须从这个准则上去加以理解，这个事实在当今世界对“现代化”问题的极其广泛的关注中至少含蓄地体现了出来。现代化理论家认为“改造性影响”在有关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动乱，这使其非常容易地受到“共产主义疾病”的影响。而这些动乱同时也让这些后殖民地国家认识到有必要去认真思考从“最早的行动者”那里可能学到的历史教训。现代化理论的第二个关键的假设是认为美国和欧洲包括苏联差不多已经实现了现代性。拥有了
18、无可指摘的现代精英和可以获得的最先进的技术，“西方”几乎成了“现代性”的同义词。实际上，这就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的现在代表了贫穷的后殖民地国家的未来。就像麻理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1961年所说的那样，在使用“变迁中的”和“现代化的”这样一些词语的时候，暗含的是一些基本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是我们自己主观断言的，并没有得到过客观证明。那就是，这些社会确实要经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会产生类似于现代西方国家已经经历过的社会经济变迁。尽管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令人不愉快的地方仅是通向同样美好的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些驿站，但据克尔所说，“如在孟买、大阪、基尔库克或布尔扎维的旅行者所注意到的，城市中的贫民窟是向工
19、业主义转变的社会的一个症状。”研究后殖民地政治学的学者也做出了同样趋同的假设。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沃德（Robert. Ward）这样说，“政治现代化的概念基于这样一个希望，即它能够合法而公正地定义出在所谓先进国家发生的政治进步的关键特征；同时它也代表了欠发达社会在政治上所正努力朝向的模式。同样的，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注意到，他的现代化理论的同仁们都倾向于认为，西方模式的所有方面都会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得到复制和再现。确实，现代化常常被认为是非西方社会沿着西方道路转变的一个过程。在现代化研究领域盛行的一个讨论是关于趋同发生的过程。讨论的一方，罗斯托认为趋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20、所有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走过一系列既定的阶段。就像他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所说的，“传统社会”之后是“为起飞做准备”，之后是“起飞”，之后是“走向成熟”，之后是“高额大众消费”。在罗斯托的图表中，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被排列在这样一个单一的“发展”轴线上。而另一方面，许多现代化理论家则相信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可以是多样的。比如，克尔就认为，“在马克思看到历史发展单线论的地方，我们则看到了多元的发展进程。存在若干条道路，每一条都能实现工业主义。”尽管克尔建议，技术的力量能够导致“多元工业主义”的全球化，但他仍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促进或阻碍这一结果的实现上留有了一些余地。克尔援引马克思韦伯的观点声
21、称，若干“工业化精英”群体中的任何一个包括政治领导人，工业组织缔造者，高级军官，相关知识分子；甚至有时是劳动组织的领导人都能够控制发展的进程，并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和侧重点”。然而最终出现的将是一个单一整体的现代性。不可否认，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单一现代性的变体（苏联式的和美国式的）。但是现代化理论家认为，即使这两种形式最终也一定会趋同，因为现代性只能是有一种形式。现代性理论家掩饰了自己作为铁杆反共产主义者的历史形象，倾向于认为苏联正日趋接近于美国，因为这两者都是现代性的体现。帕森斯指出，“在一直是很突出的意识形态冲突（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之下，价值层面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广泛的共识，这
22、主要集中在我们常说的现代化这一综合领域。”这并不是说，现代化理论家是政治相对主义者，相反，实现最终不可阻挡的趋同的途径有善恶之分。尽管物质的转换在每个地方都是非常相似的，但是通向现代性的政治道路却可以是相当的不同。甚至坚持经济发展单线论的罗斯托也很快地指出，从政治的角度看，转变几乎不可能是单线的。在他看来存在有两种实现现代性的政治路径，自由世界的民主资本主义方式和共产主义采用的“极权”方式。尽管共产主义代表的是一种病态的道路，但苏联和美国都处于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现代性中。如果不考虑采用的政治文化途径，所有的国家都注定要走向一个统一的工业现代性。战后美国社会思想的综合这篇论文的标题帮助我们理解现
23、代化理论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暗示这一理论体现的是美国知识发展史的最成熟的阶段。尽管具有讥讽的意味，但这一用法在下述意义上却得到了阐释：“现代化”这一术语综合了许多战后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导思想，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整体，它不仅为后殖民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提供了可能科学的解释，而且还将同时期关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想放在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后设历史（metahistorical）的叙述之中。做为一个将自由主义作为其主导意识形态的宏大的统一的历史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整合各种思想的工具，除此之外，这些思想只是在意识形态的调子上有所一致。虽然20世纪50年代遭遇了与战后盛行的“保守自由主义”不一致的运动
24、比如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秘密法西斯主义(crypto-fascism)，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ou）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每月评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等。但很大程度上说，战后最初的二十年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明显地铁板一块。这一部分认为，只有认清现代化理论在这场虽然分散但却有深远意义地意识形态运动中的中心地位，才能完全理解这一理论的盛行。如果现代化理论认为苏联代表的是现代性的一种病态的，不健全的形式，那么就像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样，美国的理想化的形象才真正体现的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图景。历史学家乔治康奎荷姆（Georges. Canguilhem
25、）在1966年观察到，“每个病理学的概念都必须建立在对相应的正常状态的最初认识的基础上，相反，对病例的科学研究也是全面研究正常状态规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对于现代化理论来说，存在两种形式的发展病态：一个是退化的落后，另一个是癌症一样的共产主义。相对与此，现代化理论将健康的现代性定义为一个新政完全实现了的美国：一个虔诚而又世俗的社会，其中种族和性别都不再有重要的意义；一个私营的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经济，工人享有很好的待遇，所有的人都拥有房子和汽车；一个正式的民主体制，其中关于社会目标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而具体细节则由技术上受过训练的为公共服务的精英来完成。现代化理论因此也成为一种类似于国内“社会现
26、代主义”的对外政策，所谓“社会现代主义”即是这样一种思想，认为一个优秀的，理性的，施仁政的由专家治理的国家能够解决社会的尤其是经济上的所有痼疾。尽管理论家知道，美国还远没有实现理想的现代性（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方是主要的问题），但他们相信迟早他们对现代性的想象能够成为现实。现代性的模型已经被认识清楚了，技术专家们也将很快在国内外实现这一理想。发展型国家因此成为相近于发达世界福利国家的后殖民地类似物。弗里茨费舍（Fritz. Fischer）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倾向于通过让其他国家的人民跟随想象的美国的榜样来塑造这些国家。”现代化理论家们诚挚地相信美国代表了迄今所知的最开明
27、的文明形式，并感到他们好像正通过援助“他们”而在帮助这个世界以使其更接近于“我们”。现代化理论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作为世界进步主义目的论的终点：整个世界注定要趋同于由当代美国所描绘出的现代性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普世主义的信仰。但是这一普世主义并不意味着在一个高层的流通和交换之下，世界上所有各种的文化、政治、经济传统都实现了全世界普遍的一致。相反，它只是将“现代的”（例如当代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落后的社会”，并将所有的经济体作为低级成员在经济上整合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通过用户至上主义这剂虽然不稳定但却很合适的药膏，国内外的差异都被消灭了。现代化理论因此不仅论述了第三
28、世界正发生着什么，而且还论述了美国已经变成了什么。现代化理论家从20世纪50年代那些迥然不同的社会科学原理中获取了关于当代美国的看法（并且因此作为现代性），此外这些社会科学几乎从没有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主要包括：（1）意识形态的终结论；（2）民主的精英理论；（3）历史共识论。他们为理解美国和后殖民地世界的差异提供了总体认知框架。从而整合了上述这些论述。（这个意义上看这一理论还为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关于西方相对于非西方的其他地区或者在这个例子中是“传统社会”，是如何建立其自身认同的看法提供了一个范例。）这样的综合是可能的，因为所有这些论述本身都是思考传统与现代社会差异的产
29、物。通过将这些论述综合起来，现代化理论为美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关于历史变迁的一个整体、互动和全球的概念。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对众多学科领域的学者都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能够将许多这一时代的重要思想安置在同一个理论架构之下。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互相阅读彼此的著作，看起来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些心照不宣的意见一致非但没有引起怀疑，反而使学者们相信，他们的的确确是掌握了一些证据。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现代化理论综合了50年代所有这些关键的论述，所以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这个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精神思潮”（mental climate）的钥匙。“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短语在美国的第一次出现
30、是1954年爱德华西尔斯的一篇文章中，文章详细叙述了那一年在米兰召开的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e Freedom，简称CCF）上发生的一切。文化自由会议是战后初期成立的反对共产主义的组织，用以集合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来反对苏联在战后的意识形态进攻。西尔斯借用了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短语，认为这一次的文化自由大会上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要比以前历次的少得多。就西尔斯而言，这表明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取得了有效的胜利，共识已经达成了，即社会民主制才是组织社会的唯一恰当的方法。西尔斯推测，这一共识或许具有广泛的意义，或许它
31、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处在了后意识形态时代。尽管是西尔斯最先将这一短语带给美国听众的，但让它变得著名的却是他的社会学同仁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贝尔声称二战后西方遭遇了“政治思想的枯竭”。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5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只是将自己定位在一个缩小了很多的意识形态的谱系上，并以基本的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思想为特点。贝尔哀叹道，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缩小表明的是当今知识生活的枯燥乏味，但总的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反映了这种美国式生活的社会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西方社会仍存留的社会问题也已经得到了清楚的认识，技术专家们很快就将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在国内意识形态
32、上的分歧也缩小了，这体现为克尔和帕森斯所称的苏联和美国这两种现代性的形式正日益趋同。阿隆总结说，“通过不同的道路，自发的或是在警察的帮助下，两个伟大的社会（美国和苏联）制止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融合了两个国家的工人，强行达成了共识。”注意到后殖民地国家在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逻辑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西尔斯和贝尔都尽力弄清楚了这样的论调并不适用于后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事实上，西尔斯在他论文的标题“意识形态的终结？”上加了一个问号，就主要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在米兰会议上仍在不断就意识形态问题争论不休。同样，贝尔也注意到在后殖民地知识分子中，对意识形态的狂热仍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决非是一两个例外。因此，贝尔没有将文章标题简单地称为“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称为 “西方意识形态的终结”。贝尔的朋友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援用趋同假说弄清楚了西方和非西方之间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他坚持说，工业的发展将导致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民主化的世界。而同时，意识形态对许多后殖民地国家来说，依然是很适用的，利普赛特认为，“意识形态和激情在稳定而又丰足的民主制下不再是必要的了”，“但在全世界都尽力要发展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政治经济制度时它们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