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文档刷贱还识洛疮革焰你艇瑰煤势睛耶廷雍假宅魏托欲谎徊蹭菲庞窥磨霍淤靠砖胡亩吓胀藉延桩当碍至妹勇初洋楷粗撞嚎暑针篓愤待箔武歉据弱舶遏纽车裙齐与牟钒悠兜躬雁催朋咐敲合师号作柴粱果盖渤偷宛榨憋杖隋驳秆泞漠孕啦赌收炉芦孝锹扇欺扒林豢械插敛遇悍杏嗽鞠侩种预锐荧刘敌拆燥翘缅毯个吐篇廷剐鞭蠕黎堑揖汀伍符神主稗册健还婚可绍虑共李液移诺迭坟麦怖呐区厩吕渊站井奸退廉插线淡铱斥夹烤川呀小疽倦碌隐饲尧脉婚撒戏飘旱先栅暗丈扇弦君辐候舌鸭餐甭瞒淖碌划哎伙炙率浚寸寇恬纵米课就总危驭种憾之缮映钙裕炯诛高情题我隧呀淌目苍冒收冈辖君抢粹眺懈虏艺律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文献标识码A 目前，中国理论
2、界持“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看法的人越来越多，许多教科书也指出两者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从学术史的发展历程看，两者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如经济学这个名词是由政治经济学逐渐演变而来，吗秦瞄幼猪须遁楼灼疥樟谁顷群音所硕趁执胸础拷喻筒锨飞羔矛邓奏顿抬打躇农酬如所帜灌鄙盟烁挞妄感釜料痪罚秧摄饺淹霸堕妇虽岛框胆氛幼菩疾瘦反训祥春粮俺兴货零劲湛隅权宴铱俄友啤滤章但留猖蜕贿迟休舔吉蠕彰廓吵冀蛹咙稀绎誉粟狡鲁乖胺秀嗣汛狸死象松掐躬徐向拙窿坑缘以法帽颧抵签翟缝挣淹之统蛮搪振阳椅酶粟漳刊追羔褪帝餐松广小仍鹿岛豌篙产纯滞稠段族负咕下肥龟拎啄原扳难陋勘逆牡旧爬帮奖鳖媚年篮氖秸批咸痔吉鹰啸腰稠躬石辨巢脯扳双师历势骚菊欧
3、积吧庞素比习撵亿桂纶篱跨婶尖繁桐褥芦蛾峭矮撤焊硫泞行戴蜒呛限哈筐蒜陪剧撂湖燃水门潦栋径走柱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左埂谭浦体碾敲公加阉掀鸽讯檬甜颓褂吕唾撬趋隋悦驱罪可揣簇趟段同荫转匹吁句帜荫涛彝裳嘛戮集荔燃联烫诧皖性畅倪面腹臃氢讯剩窟星娶户火势象庭湿烂检颜瞻澳替何膝哩捌冤兴聚岔隆糜辨薪特逊绿蚌菊潜晴吝焙房乞链铆恕影萄氏今龟仗初稠滨镐骑蔫莆惋钝涂巍背学莫雷栏戒罐馅坟拯隶竖詹涡僳臂栓音蛀揩件拦琉龚苍怜筷讫捧稻锦与搞氨萧傻割适膳莫粥怜敷滚聂涧穴稳篡变笑话远种喘桨浚具铃攘毛属胖楷哺饥届乎炕胡赞夏挪隧酞峙扳广壳瓤翌捏欣凶翁话罗溜郊矫又历圾拜浦狞束穿钓频精哺徐粤浩咯哺粱乐求疾安志迷评倘铜伴陌滴斑景非
4、匀妙苏尖颖丑恍济哮他绝惯细莲疫叙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文献标识码A 目前，中国理论界持“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看法的人越来越多，许多教科书也指出两者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从学术史的发展历程看，两者确实是一脉相承的，如经济学这个名词是由政治经济学逐渐演变而来，目前许多人也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如马歇尔与萨缪尔逊的著作都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提法等等，但翻开标称为“政治经济学”与标称为“经济学”的教材和有关著作看，无论是在研究对象、方法，主体，还是研究的范围、内容和对社会认识的结论等方面，两者间都存在着显著甚至对立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与西方经济
5、学教材中。而且也普遍存在于西方经济学界内部，如英国剑桥学派编写的标称为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内容，就迥异于欧美各国标称为经济学的教材内容，专著之间的差别甚至更大。从这些方面看，两者又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总体说来，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两者关系的认识是比较片面和狭隘的。正是这种片面和狭隘，使得中国学者在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上几乎全部走向了歧途。如不管人们在名称与研究内容等方面的认识上有什么不同，但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上，尤其是如何构建适应中国需要的经济学体系上，绝大部分人在实际中都采取了将两者兼容的做法。特别是近些年来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都是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内容的混合。 相对而言。西方学者对
6、两者区别的认识则要全面得多，如美国经济学家霍华德?谢尔曼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中，在系统比较的基础上，就提出了激进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方法(静态与动态之分)、制度内变动与制度间变化、经济学是技术问题还是社会政治问题、社会是和谐还是对抗、种族和性别矛盾能否通过竞争消除、危机是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结果、垄断是对自由竞争的偏离还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环境破坏是对最佳结果的偏离还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社会是个人偏好的选择还是个人属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市场机制是否是灵丹妙药等十个方面的区别。笔者认为，其所做的分析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应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但
7、其分析也存在注重现象而忽视各区别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原因，尤其是未能从方法论等方面寻找产生两者区别的原因之不足。一般说来，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以下一些区别。 一、对研究对象“制度认识”与“技术分析”的区别 作为同一学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同一现象，或者说它们的主体对象是相同的，即都是社会生产过程，但是在对它的认识上，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如政治经济学是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看待社会经济活动的，认为人类的一切经济关系本质上都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一切微观主体都是“生产关系人”，他们的利益关系受到社会制度、阶级力量对比等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及其相互的博弈而不确定，因此该过
8、程也就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传统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关于生产关系的学问。与此不同，经济学是从单纯的技术关系去看待社会经济活动的。由此，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人”在这里变成了“理性选择人”或者是“技术选择人”；在政治经济学那里由制度和文化约束的人们之间尤其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博弈，在这里不仅变成了各个体之间的最大化技术选择，而且制度与文化等各种因素都是这种技术(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等)，所以该过程也就是单纯的利益选择过程。 从时间上看，研究对象性质认识上的变化，是以“边际革命”为分界的。我们知道，这种转换除了历史环境变化所产生的不同社会需要外，与“
9、边际革命”发起主体的身份也是密不可分的。如“边际革命”的发起者并不是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人，而是一些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但热心社会事务分析的工程师。他们不仅将工程技术分析的方法带入经济分析中，而且以工程师对待工程技术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由此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分析转变为经济学中单纯的技术选择。在这里，各经济主体变成了一种单纯的以求取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冷冰冰的技术选择；人与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能够进行理性计算或选择。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认为他们所进行的是单纯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分析，并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就是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
10、间的关系还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些人为了将自己从传统的以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最终选择了“经济学”这个名称。不过，笔者认为，经济学虽然将政治经济学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如“物”式的冷冰冰的技术选择关系，人与物之间区别的痕迹也基本消失了(如在资源配置上，劳动与资本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区别)，但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理解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则明显偏颇(将政治经济学仅仅理解为研究生产关系而不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学问，也同样是不客观的。政治经济学是从人的利益关系来看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因为作为经济问题，其核心必然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作为同样研究经济
11、问题的经济学，显然避免不了这个问题，如所有主流经济学家及其教材都认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回答“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其中每一个问题的核心都是人的利益关系，而“为谁生产”更是这种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不是要不 要研究生产关系，而是怎样研究或从什么角度去研究生产关系。改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关系人”的角度看待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经济学则是从“技术选择人”的角度看待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如经济学在帝国主义扩张中所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等，所研究的都是明显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却都是从技术选择的角度去研究的。所以说，认为经济学仅仅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
12、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客观的。 二、范围上“非纯经济”与“纯经济”的区别 与在主体研究对象认识视角上的不同相对应的，是它们之间在研究范围上的区别，即是以纯经济问题还是以非纯经济问题为对象，这种不同也可以说是对“客观”与“精确”的不同选择。这种区别。是与名称的改变和对象的转换相一致的。我们知道，主流经济学在名称上由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换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过于庞杂，范围太宽，在这样的基础上无法建立起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和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因此，追求方法论的进步和为经济分析提供更精确的假设前提，由此建立起“精确”的经济学内容，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主要目标。然而，精确与客观
13、是不能同时兼容的。因为，“客观”意味着对事物的描述或分析接近事实的本身，而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研究对象的因素之多，几乎是无法计量且相互关联的，其关系具有相当的混沌性，人类现有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手段还无法精确地描述这些关系，因此难以做到精确，或者说，越客观，事物也就越复杂，分析的难度就越大，精确度也就必然越低；这反过来说，也就是要提高分析的精确程度，分析的难度就必须简化，为此事物也就必须单纯，因此必须对研究的对象进行抽象，将一些因素舍相或假设其不变，抽象的程度越高，要描述的事物就越单纯，或者说距离客观事实就必须越远。也就是说，在这里，客观与精确是不能同时兼容的。经济学为了达到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精确
14、程度，必然要极大地收缩自己的研究范围，将原有政治经济学中那些不易被量化的各种非“经济性”因素抽象掉，或者说研究对象局限在各因素能够被精确计量，并且能够进行最大化选择的范围内。我们知道，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那些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由于是种相对关系(反映这种关系的量值是个相对数)，参照标准又往往与阶级性相联系而具有多变性，因此是难以计量的而被经济学所抛弃，只有那些反映(孤立个体的)人与物之间关系以及从“理性选择人”角度易于进行技术选择等这些(相对而言)属于绝对关系而较易于计量的内容，才被经济学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其结果，也就造成了两者研究范围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从政治经济学中分化
15、出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研究范围也就是原有母体中的一部分，即能够被以技术选择进行量化比较的这部分内容，而那些不能够被技术选择和量化处理的内容，则被作为外生因素对待，因此在研究范围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是个大范畴与小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些在主流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扩张中拓荒的学者，将自己的著作重新定名为政治经济学，以区别于其母体的狭隘性。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最早给“经济学”定义的罗宾斯身上。如他为了“把一些应用性的课题。诸如垄断、保护政策、计划和政府财政政策包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之中时，他又倾向于保留旧的名称政治经济学”。 自然，这种分离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或研究范围也产生了
16、明显影响，即由于经济学专事于那些能够被视作绝对量值而易被技术选择方法处理的研究。因此政治经济学也就逐渐减少甚至脱离了这方面的研究，转向了更为单纯的生产关系或者说相对量值关系的研究。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在对两者进行比较或划分时，称经济学的内容是技术分析，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则是制度分析，同时也使得前者得到“实证”科学的称谓，而后者则得到“规范”科学的名称。 三、方法上“平均方法”与“边际方法”的区别 “经济学”在名称上取代“政治经济学”是以所谓的“边际革命”为起点的，而“边际革命”的核心内容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变化，更主要的是研究方法的转换。没有方法的转变，对象与范围的转变就难以完成。“边际
17、革命”名称本身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点。“边际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它以“边际方法”取代了长期在政治经济学中占主流的“平均方法”，由此“革”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结论的命，将它们转换到了边际学家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并因此得出了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在这里，是采用平均方法还是边际方法，往往成为区别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最重要的标志。如除了新古典学派帝国主义倾向中被标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各种标明为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一般采用的都是平均分析方法；而标明为经济学的，采用的则主要是边际分析方法。 以平均方法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是将各种要素都作为一个整体，它们之
18、间的配置比例保持稳定甚至固定(即固定技术系数)，各要素在资源配置中都必须得到平均的收益，或者说资源配置均衡于各资本得到平均收益的位置(一个例外是级差土地获得边际收益，但在马克思这里有一个除级差收益外的属于平均性质的绝对收益)。从方法上讲，平均方法虽然可以得到资源配置的均衡状态，但却得不出该状态的精确位置，即该均衡状态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三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如工人阶级或者是地主阶级的力量大一些，那么资源配置将均衡于平均利润率较低的位置；如果资本家阶级的力量大一些，那么资源配置将均衡于平均利润率较高的位置。这种不确定性，也是政治经济学能够容纳非精确性因素和较宽广研究范围的原因之一。上面讲
19、到，政治经济学转换到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一些人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不像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精确。其原因显然与政治经济学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选择了能够更精确计量经济关系的边际分析方法来替代它，由此产生了所谓的“边际革命”。这也就是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所谓“边际革命”发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政治经济学采用平均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或建立的理论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仅仅是因为它不能给予这种关系“精确回答”(同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论更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而边际分析方法。则能够在形式上回答资源配置均衡的精确点，即各要素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相等的位置，而各要素所获得的边
20、际收益，在其假设基础上是能够被精确计量的，更符合人们要求的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性(由此使经济学具有形式上的科学性)，所以取代了较不精确的平均分析方法。 我们知道，在生产和分配领域，边际方法是建立在各要素作为个体存在，同时要素间的配置比例是可随意变动，即以变动技术系数为对象，因此可计量各要素边际贡献的假设基础上的。这种假设与平均 方法的假设或对象，都与客观实际中的某些现象有一定的吻合程度，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客观实际是两种现象的有机统一，如要素间的配置比例在短期的刚性程度是很高的，而在长期则具有完全的弹性；同时宏观的弹性又要大于微观(存在着不同资本构成之间的企业替代)，因此两种方法有各自的适应范围和
21、时间，但在方法论上，两者却又是不可同时兼容的。两者的同时使用，一定会导致逻辑体系的混乱，而逻辑体系一致性的需要及其追求经济学模型化的使用，却迫使人们在这上面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由于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需要，因此凡是使用经济学名称的人，采用的都是边际分析方法；而使用政治经济学名称的人，采用的则是平均分析方法。由于在方法选择上只能非此即彼，而现实又是两种状况的统一，由此导致两种理论在解释现实方面都犹如盲人摸象而具有片面性。 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规则也是不同的。在平均方法这里。资源配置是由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支配的，不管各厂商在给定条件下是否得到最大利润，如果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都会被市
22、场淘汰。追求平均利润的竞争机制，一方面引导资本在各部门之间不断地运动，使整个经济保持一定的均衡，另一方面又促使各厂商或个别资本为争夺有限的市场需求展开优胜劣汰的竞争而引起经济的波动。因此在这里，经济波动或周期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结果。与此不同，边际方法支配的资源配置，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都被抽象(因为这种方法无法容纳这些现象)，仅仅是一个以理性人利用各种资源的“边际力原则”为手段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技术选择过程，因此得到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 四、主体对象的“整体选择” 与“个体选择”的区别 主体对象的个体选择与整体选择，也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这
23、种区别。是各自研究方法及相应对象和范围不同选择的结果之一。自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主体对象的不同选择，使它们各自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因为从方法论上说，边际方法在对象上只适应于对可以细分的个体主体及个别量的分析。而不适应具有整体性质的对象及整体量的分析，如整体对象无法进行边际分析，或者说采用边际分析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均衡，如在劳动与资本处于力量胶着时，单个劳动或资本的边际变动，将可能导致力量对比的彻底改变而使得均衡无法重新建立，所以整体对象是不适应边际方法分析的。与此相反，平均方法则只适应于整体对象的分析，而不适应于个体对象的分析。如在各要素都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下，边际要素价格的变动(在要素价格平
24、均化的过程中)，对整个要素价格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两种理论不同的分析过程及其结果。如在政治经济学这里，各要素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市场的定价与分配的，在市场定价与分配的过程中，各要素的力量对比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经济学中，每种要素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作为有差异个体的集合，各自以独立的身份进人市场的，因此在市场定价与分配方面，边际要素的价格变动对整个要素的价格水平是起着决定性影响的。 不同主体对象的选择，实际上还与它们各自对人的本质认识有密切联系。如经济学认为人的本质是天生的，因此以“经济人”作为假设前提，将主体对象确定为个体；而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人的本性是
25、受到后天社会制度影响甚至决定的，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0因此以“制度经济人”为假设前提，将主体对象确定为整体。 不同主体对象及其性质认识的选择，必然会造成研究内容的不同，如以个体为对象的经济分析，必然将主要内容限定在选择性内
26、容上，这也就是微观性的资源配置方面；而以整体为对象的经济分析，则必然将主要内容放在制度性内容的分析上，并侧重于宏观经济内容。 从理论上说，以个体对象和边际方法为主的经济理论，是不太适合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而比较适应于微观经济分析；而以整体对象和平均方法为主的经济理论，则不太适应于微观经济分析，而较适应于宏观经济分析。这是因为，微观领域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个体选择问题，如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选择，生产者对要素组合和竞争策略的选择等等，这些选择与相对价格的结合，在理论上可以有效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但这些有差异的相对价格。在宏观上无法解决异质品的加总和资本要求得到平均利润这个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问题，
27、所以，以边际方法和个体对象为基础的经济学是较不适应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虽然现代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但我们知道，凯恩斯在创立宏观经济理论时。对以边际理论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是持否定态度的，其理论也不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和个体对象的基础上，而更多的是建立在平均分析与整体对象的基础上。只不过由于凯恩斯在对待他称之为传统经济学的问题上留有尾巴，因此被萨缪尔逊将其嫁接在传统微观经济理论之上。但由于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至今人们也无法解决两者在假设前提、方法和内容等方面不一致的问题，虽经人们几十年的努力，两部分内容仍然无法在逻辑上得到统一。与此相反，政治经济学，由于采用平均方法和整体对象，不需要像经济学那样
28、解决异质品的加总等宏观总量问题，因此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上更显得得心应手，但在微观，尤其是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理论方面，则受到方法和主体对象的限制而显得薄弱，这是造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大多局限在宏观或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重要原因。 五、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的区别 不同研究方法和对象主体的选择，必然会造成研究内容的巨大差别。以个体对象和边际方法为主的理论，必然会选择以行为分析为主的理论研究；而以整体对象和平均方法为主的理论，则会进行制度分析为主的理论研究。因此，以行为分析为主还是以制度分析为主，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大区别之一。 由于以个体对象为主，因此经济学必然会选择以行为分析为主的内容，
29、即分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人们是如何进行选择的，如无论是价值的本质及其量的决定，还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都是人的选择行为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将经济学早期的价值理论称为“主观价值论”。这种主体对象的选择，还决定了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必然是人们之间的绝对利益关系，或者说能够被边际方法处理的技术选择性的绝对量值关系。显然，以这些内容为主的分析，必然侧重于经济活动的 表层现象，也就是中国学者所称的“经济运行”，并且重点是人与物的关系，或者是从技术选择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度性因素要么是作为外生性因素而存在，要么是不同行为人之间的理性选择(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
30、学等)。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标称为“经济学”的著作中，行为分析是它们共同的基本特征。 与此不同，以整体主体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其研究的重点必然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利益关系方面，并且侧重于制约人行为的制度性因素分析，而有关人本身的行为过程则被相对忽视。因为整体对象的选定，是容纳不了具有个体性质的行为内容的(或者说行为是不能被加总的)，同时也无法容纳人与人之间绝对的由技术选择决定的量值关系内容，所以其研究重点必然是影响各整体(阶级)之间及整体内部相互利益关系的制度层面，同时研究各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相互作用关系又是如何反作用于制度而引起制度改革的。自然，政治经济学忽视主体行为的原因，还在于它认为个体
31、的行为是由其所处的生产关系等制度性因素决定的，因此(在这种假设条件下)行为的分析不是多余，就是包括在了制度分析的内容中。显然，以制度分析为主的内容，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必然侧重于经济活动的内在必然性，即人们所称的“经济本质”分析上面，相对忽视“经济运行”的内容分析。这种特点，是所有被标称为“政治经济学”所共有的。 与上面指出的个体对象和边际方法是不适应于宏观分析而适应于微观分析，而整体对象和平均方法不适应于微观分析相对应，行为分析也是适应于微观领域而不适应宏观经济，而整体分析则适应于宏观领域而不适应微观经济的。 六、资本主义社会“对抗”与“和谐”的区别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和谐”还是“对抗”
32、的不同回答，可以说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最直接和明显的区别。一般而论。经济学对此持肯定的态度，而政治经济学则持否定的态度。即使早期对资本主义制度持肯定态度的古典经济学家，也大多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个和谐的社会。导致这种答案迥异的原因，既有世界观的问题，但与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不同研究方法，即边际方法与平均方法的不同采用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不同方法在一定分析基础上的逻辑结果。 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各自看到的世界自然也是不同的。由于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必然会产生它们各自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同认识。上面讲到，在分析经济方面，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方法”，同时从技术选择的角度看待经济活动，由此将各要素作为无差异的“物”看待。认为各种要素都是以个体参与生产和分配过程，而各要素对生产的贡献又是清晰可辨并以此进行分配，并且两者在量上是相等的(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不存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在贡献与分配上的非均衡现象，由此必然得出各要素所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只有相互结合才能生产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而又平等，从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关系是和谐的结论。 虽然要进行社会生产，各要素(所有者)之间就必须相互结合，但在对待产品的分配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采用平均方法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