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生活的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精流动儿童应该在哪儿上学？周皓随着各级领导与政府、学术界和媒体等对流动儿童问题（特别是教育问题）逐步重视以来，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国家教育部及各省区都相继出台了有关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政策，并提出了“由迁入地政府负责，以公立学校为主”，应该说政策体系已逐步得到完善。笔者及其他研究者都曾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政策演变历程作了详细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周皓，2003，2004）。同时，也有许多文献针对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赵树凯，2000年；叶之红等，1997；汪明，1997；周皓，2001）。但是，在肯定
2、这种政策的作用与意义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在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政策体系之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同样会产生或存在一些问题（如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受到学校、教师和同学的歧视，在同一学校中处于不同的生活水平等造成流动儿童心理的不平衡等等）。其二，尽管政策中明确提出了“以公立学校为主”，但现实生活中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条件较差、设施简陋、师资力量不足的流动儿童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而且还呈现出数量与规模不断上升的趋势。那么，政策规定的主要接受流动儿童的公立学校、与条件相对较差的流动儿童学校，这两者到底哪一种形式更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呢？或者也可以更为直接的，国家目前所制定的流动儿童教育
3、政策是否真正地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呢？是否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呢？对任何政策的评价必须有一个标准，那么针对当前的这种流动儿童就学政策的评价，就应该从儿童本身的角度来考虑。生活的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及结果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作用。生活环境的改变将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乃至于成长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已有许多研究同样也注意到，流动儿童由于感觉到社会不平等的存在而使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反感情绪，并影响到他们今后的生活道路的选择（周皓等，2003）。但尽管社会各界都逐步关注迁移与流动人口，或者更为确切的是关注于“进城务工人员”（这里事实上已经对这批流动人口的身份做了带有歧视性的特殊界定），但相对而言，从人
4、口迁移的研究来看，目前研究的焦点仍然放在人口迁移的流向、流量及对迁出、迁入地的经济发展影响等宏观层面上，对于人口迁移的后果微观研究，特别是针对流动儿童的各种状况及影响因素作用的研究仍相对较少。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研究目的，本文选择了儿童的心理现状作为评价标准，以常住儿童为参照组，比较就读于不同类型学校和家庭类型的流动儿童心理状况的差异，“以儿童为中心”来评价当前政策的科学性问题。并将此作为人口迁移后果微观研究的一个补充与拓展。一、研究数据1、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笔者于2003年10月，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对部分公立学校和流动儿童学校进行的问卷式抽样调查数据。这次调查包括5所北京市公立学校和5
5、所流动儿童学校（即通常所说的打工子弟学校），以及1所由公立学校创办的流动儿童学校。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从每所学校的三年级和五年级中各抽取一至二个班（具体班级数目根据班级人数而定，调查目标是每个学校、每年级的学生人数在50人左右）。由于调查中包括了公立学校，因此也包括了部分北京市常住儿童，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参照组。本次调查中的学生问卷主要涉及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生活状况以及心理状态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为测量儿童的心理状况，问卷中特别加入了儿童心理量表。除此以外，我们还对所抽取的11所学校的学校情况作了问卷调查。问卷由校长或主管教导主任负责填写，并及时回收。2、问卷的回收与清理学生问卷一
6、共发放了1177份，由于是当场回收，因此全部回收，回收率为100%。学校问卷发放11份，全部回收。家长问卷的回收方式为：由学生将问卷带回家里请其父亲或母亲填写（具体由父亲或母亲填写按照学号或座位号来确定），然后由学生带回交班主任回收。这种回收方式存在的问题是：学生未填写相对应的编码（因为问卷中不包括学生及家长的姓名），致使部分问卷回收后无法匹配；另一个问题是，有部分学生未能及时交回家长问卷。但这两个问题所造成的样本损失量不大。家长发放的数目和学生问卷一致，但是由于时间间隔以及住校生等情况，最后收回的问卷为1161份，损失16个样本。由于学生问卷与家长问卷之间存在不一致的一些问卷，因此，将无法匹
7、配的学生问卷全部剔除；然后将这些学生按照：1）在流动儿童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2）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和3）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常住儿童，这三种类型按照流动儿童申报的户口登记地状况予以划分，并剔除无法识别的案例。最后得到1135个有效案例。年级公立、北京公立、流动流动儿童学校合计 374179323576 590176293559 合计1643546141135 3、儿童心理量表的说明儿童心理量表包括两个量表。一是测量孤独感的量表，采用Asher等（1984）编制的儿童孤独感自我评定量表。该量表包括16个题项，为5级评定量表，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分别记作1到5分。将反向题转换后，计算每个儿
8、童在16个题项上的部分，分数越高，表明孤独感越强烈。另一是测量抑郁感的量表。采用由Kovas(1992)编制的儿童抑郁调查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中文版。该量表包括27个题项，用于测量抑郁的不同症状，睡眠困难、胃口不好、自杀意念等。每个题项由关于同一内容的三个描述句组成，这三个描述分别反映了正常反应、中度抑郁症状和严重抑郁症状，分别记为0分、1分、和2分。要求被测试者选择其中一个最符合自己情况的陈述。计算每个儿童在27个题项上的总分，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这一工具被广泛用于儿童抑郁的评定，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Kovas,1992)
9、。已有研究证明，该测验的中文版施测于本研究被试年龄段的儿童是有效的，可信的（详见Chen et al. 1995；Dong et al., 1994）。由于被调查的儿童在回答时可能遗漏心理量表中的一道或两道题目，造成项目的缺失值，从而使最终无法计算其整张量表的得分，因此，在这一步骤中同样会使样本量存在一定的损失。在有关孤独感的量表中，仅有972人有综合得分；有关抑郁感的量表中，仅有1063人有综合得分。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如果未加特别说明，对于孤独感部分的分析将利用所得的973人为样本；对抑郁感部分的分析将利用1063人为样本。即均排除了得分值缺失的案例。二、调查中流动儿童的基本状况1、学生
10、性别、年级与学生性质在1135个有效样本中，共有男生629人，女生506人，性别比为124.3。从分年级的看，三年级的学生共有576人，五年级的学生共有559人。按学生性质来看，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为164人，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为355人，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共为616人，均为流动儿童。具体有关样本中的性别、年级与学生性质的状况请见表 1。由表 1中数据可以计算得到，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的性别比仅为105，属于正常范围；而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的性别比则达到了136.67，而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儿童的性别比则达到了123.19。这表明，在流动儿童中性别比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正如以前我们所看到的，
11、作为流动人口的父母亲是否带孩子来到迁入地，以及带何性别的儿童都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偏好（周皓，2003）。而在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上，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偏好，选择公立学校入学的儿童的性别比高达136.67，这说明流动人口的父母亲更愿意男性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学习。2、年龄由表 2中的数据可以看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流动儿童的入学时间相对较晚，而且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也基本上相同。由于流动儿童跟随父母亲的迁移与流动，造成在学习上有一定程度的脱节，从而在其转校、转学过程中会相对滞后。如果比较他们的平均年龄，那么，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在三年级时的平均年龄为8.35岁，五年级时的平均年龄为10.4
12、9岁；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在三年级和五年级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8.63岁和10.94岁；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儿童在三年级和五年级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9.10岁和11.32岁。（具体结果请见表 3）。可见流动儿童的平均年龄均大于北京市常住儿童。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在流动儿童学校就读的儿童的平均年龄，明显地大于在公立学校中就读的流动儿童。这可能会与家长对儿童的教育期望有关。如果家长对儿童的教育期望较高，那么也就会更早地让儿童接受更好的教育，也就更愿意送他们到公立学校就读。3、儿童是否在北京出生表 4给出了儿童是否在北京出生的交互表。由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到，尽管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也有一部分不是出生在北京（这
13、部分儿童应该算是迁移人口），但其比例较低，（而且由于人数过少，且大部分就读于流动儿童学校的北京儿童都由于有一定的疾病而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因此无法作为一个参照组）。而在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和在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儿童中，则有一定比例的儿童是出生在北京。总体比例在10%到15%之间。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也基本相同（周皓，2003）。因此，尽管我们应该关注到这种流动儿童在迁入地的长期性，但相对而言这批儿童的比例还是比较小。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不关心他们的某些基本的权利问题，如儿童免疫等基本医疗保健问题。三、孤独感的测量结果根据972个有效案例计算得到的有关孤独感的测量值，最大值为5.00，最小值为1.44
14、；均值为3.804，标准差为0.6505。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其中得分最大值（5.00）的12位学生，那么可以发现，在这12名学生中，竟然有8位学生是来自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另外4位是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市常住儿童，仅有1位来自于流动儿童学校。如果以均值为标准，列出高于均值的儿童的学生性质（见表 5），可以看到，尽管孤独感高于均值的496名儿童中，以来自流动儿童学校的学生数量最多，达212人，但这批人在样本总体的流动儿童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4.42%，远低于公立学校中的常住儿童（67.68%），和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48.73%）。这已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相对而言，这种孤独感并不是很
15、强，相反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在孤独感方面甚至于要低于北京的常住儿童。为了比较各种类型的儿童在孤独感方面存在的差异，下面予以分别描述。1、学生性质首先考察三种性质的学生在得分均值上的差异。北京公立学校常住儿童的得分均值为4.099（N=157，标准差=0.7046）；公立学校中流动儿童的得分均值为3.863（N=315, 标准差=0.6815）；流动儿童学校中学生的得分均值为3.675（N=500, 标准差=0.0.5743）。ANOVA Table中，F=28.748，sig.=.000。尽管三类儿童在均值上的差异并不是很大（仅分别为0.236和0.188），但这三个得分在方差分析中所表现出的
16、显著性达到了.000，说明三种性质的学生在孤独感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以公立学校中的常住儿童所感受的孤独感最强，其次是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而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的孤独感则是最低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标准差的变化在常住儿童中变化最大，其次是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而最低的仍然是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同时，为了测量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与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这两类在孤独感方面的结果差异，再重新做了一个方差分析，结果表明，F=17.897，sig.=.000。这说明这两类在不同学校中入学的流动儿童在孤独感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且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的得分均值高于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2、年级其次，考
17、察三年级与五年级学生在得分均值的差异。三年级学生的平均得分为3.714（N=480，标准差=0.6550）；五年级学生的平均得分为3.893（N=492，标准差=0.6344）。ANOVA Table中，F=18.843，sig.=.000。这说明三年级儿童的孤独感相对弱于五年级的学生。3、学生性质与年级的交互分析表 6给出了有效样本按学生性质与年级分的孤独感得分状况。其中各类别之间的差异性是显著的(Sig.=.000)。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与上述两种所显著的状况基本相同，即各种性质的五年级儿童的均值均高于三年级的儿童；而公立学校中的常住儿童的得分均值最高，其次是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最低的
18、是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4、其他如果再考察某些变量，如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出生在北京等有关儿童经历的特征变量，所得到的结果与上述基本相同，而且也均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但如果以性别为自变量来看，那么，男学生与女学生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四、影响因素分析1、研究假设本文的研究假设最主要也在于对自变量的选取问题。从总的来看，儿童的个人特征及其家庭特征将是影响其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所选择的儿童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儿童的性质（包括公立北京、公立流动、流动儿童这三类）、性别、年龄、年级、已在本校学习的时间长度、是否是在北京出生、以及是否是独生子女共七个变量；而家庭背景则包括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家长的
19、户口性质、与孩子的交流情况、家庭收入、以及配偶是否在北京共五个变量。基于上述这些变量，形成了本文的研究假设。最主要的研究假设如下：正如本文最初所述，本文的目标是回答这样的问题：流动儿童在哪种学校上学更好，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一是：流动儿童在流动儿童学校就读时的心理状况要好于在公立学校就读。这是因为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在流动儿童学校中是最为自然的，最符合他们自身的生活环境与心理成长的需要，他们不会因为受歧视、忽略而形成自我封闭的孤独情绪。但任何一种心理状况不可能只受一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是受到整个生活环境中许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形成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也就是流动儿童个人的基本特征及其家庭背景。因此
20、，假设二是流动儿童的个人特征，主要是性别与年龄特征对于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假设三，家庭背景中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心理状况会有一定的影响。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儿童的心理状况会相对更好。假设四，是否为独生子女将会影响到儿童心理的成长状况。相对而言，非独生子女的儿童的心理状况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可能会更差。假设五，由方差分析可以看到，儿童的心理状况与其所在的年级有关一定的关系，而年级越高，则孤独感越强，越容易形成自我的空间。假设六，儿童来学校就读的时间长度对于儿童的心理状况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因为如果儿童刚进入学校可能需要有一定时间的适应过程，而当儿童在一个学校中生活学习一段
21、时间以后可能会交上一些朋友，从而使其活动在同伴之中，使其儿童心理更好地成长。假设七，父母与子女的交流情况将会影响到儿童心理的成长。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交流，从而无法及时针对子女的心理状况做出正确的辅导，也无法引导子女的心理健康成长。具体的数据结果请见表 7。2、研究结果首先来看儿童特征部分的变量。作为最为关键的流动儿童性质（以公立学校的北京常住儿童为参照组），在模型中未能容入公立学校中的流动儿童这一虚拟变量。这是由于这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线性问题。因此，在方程中仅纳入了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这一变量。而这一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性水平较高(p=.01)，而且这一变量的系数为
22、负，这说明，如果控制其他条件，而仅考虑在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常住儿童与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之间的差异，那么可以认为，流动儿童学校学生的得分均值比公立学校的常住儿童的得分均值低0.132。也可以认为，从普遍的情况来看，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的孤独感相对较弱，而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的孤独感相对较强。其次，性别因素在模型中并不显著，即男生与女生在孤独感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第三，年级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模型中表现出负向作用，且其显著性水平较高(p=.01)。即，相对于5年级的学生而言，三年级学生的平均孤独感得分较低。这可能是由于五年级的学生相对比三年级的学生更为懂事了，也懂得挑选伙伴与朋友。第四，在模型
23、中已在本校就读的年数这一指标非常显著，且其为正值。这一指标说明如果儿童在该学校中学习的时间越长，则孤独感相对会更强。这一点似乎无法解释。第四，是否出生在北京和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两个变量未能在模型中显著。这似乎与最初的研究假设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如果是独生子女，那么，其孤独感应该更强于非独生子女。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可能的解释是，作为北京市的常住儿童中，有一部分仍然并不是独生子女；而流动儿童中尽管非独生子女的比例较高，但是许多调查清楚地表明，作为流动人口的父母亲在携带子女来京、以及带哪个子女来京时都有一定的考虑，通常的情况是带小的不带大的，带男的不带女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跟随其父母亲来北京的儿
24、童本身就已经经过一个选择；跟随父母亲的非独生子女来到北京后仍然与独生子女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再来看有关儿童的家庭背景对其心理状况的影响。其中显著的变量包括与子女的交流情况和配偶是否在北京。而其他变量如家长的户口性质、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等都不显著。这里说明，不论家长是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也不论其受教育水平如何，从父母亲的角度来看，儿童的孤独感最主要的来自于父母亲是否关爱与引导子女的思想，以及是否能同时得到父爱和母爱。如果父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交流越多，那么，儿童的孤独感相对较弱。即使是贫困家庭的儿童，由于父母亲的及时引导与关心，从而可以使儿童避免许多心理问题。相对而言，即便是富有的家庭，如果父母
25、亲不关心子女，不予以更多的引导与教育，那么儿童同样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孤独感。五、结论及讨论1、结论本文前述的某些假设在研究中确实得到了证实，但某些假设同样被推翻了。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研究假设。首先，各种就学性质的儿童在其心理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是表现在流动儿童（不论是在公立学校的，还是在流动儿童学校的），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市常住儿童的心理状况问题。如果排除儿童在填写问卷时出于某种原因而故意误填个人想法的情况，那么，北京常住儿童的心理状况则是更为令人担忧的。其次、儿童的性别特征并不对儿童的心理状况会有很大的影响；相反，作为与年龄相一致的所处的年级则是影响儿
26、童心理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在本校就读年数对儿童孤独感的正向作用使我们不得不另外寻找新的解释原因。第四、家庭的经济背景与文化背景对儿童的心理状况并不是直接的影响作用，但家长对儿童的关心与教育引导则是最为重要的。同时，配偶是否一起在北京对儿童的心理成长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2、讨论与建议以往的研究中通常是定性地提出，在公立学校中就读的流动儿童可能会由于生活习惯不好、学习成绩差、说话带口音等原因而受到来自于同学与教师的各种歧视，并致使流动儿童不能很好地与同学、老师相处（周皓，2004；韩嘉玲，2001）。这里，我们从孤独感方面测量的儿童心理状况，在三种不同性质（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公立学校中的
27、流动儿童，以及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的流动儿童的心理成长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得的结论是，以流动儿童学校中的学生的孤独感最低。尽管在上述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到，影响儿童心理状况的因素是多元的，但其中所处学校的性质则是最为重要的。换而言之，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上学并不是在城市中最佳的学习环境，尽管公立学校有关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如合格的教师、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良好的学习条件）可以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相反，在简易甚至于破陋的流动儿童学校中，尽管教师并不一定都有教师资格证书，尽管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设施，尽管学校周围的环境也可能较差，但流动儿童却可以更适应于这种环境与氛围，更能拥
28、有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那么，从这一点来看，流动儿童所就读的学校更应该倾向于流动儿童学校，而并不是选择公立学校。当然，并不能由这一次儿童心理量表的测量就可以完全证明，国家与政府在就流动儿童入学政策方面的内容有一定的偏误。但至少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流动儿童学校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尽管以前已经有过对这种必然性的定性讨论（周皓，2004），但这种定量的证明再一次了这种必然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是否能够对目前处于自由发展、自由竞争中的流动儿童学校给予某种指导与帮助，以期能够为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更好地学习与发展提供某种政策支持呢？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种政策的效果，即对于
29、常住儿童的心理影响。上述结果也表明，公立学校中的北京儿童的心理状况是三类儿童中最差的，那么，产生原因又是什么呢？尽管这种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与流动儿童共同在一个集体中的生活与学习，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作为北京市的常住儿童，不论其家庭背景，还是生活条件，还是学习成绩，均优于流动儿童。因此，他们在选择同伴或朋友时可能会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同时也会使其陷入无法找到合适的朋友与同伴的情况，使其在集体的生活中逐步处于孤立状态而自我封闭，进而增强了对他心理发展的负向作用。这可以算是当前这种流动儿童政策受教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之一。针对上文提出的结果与讨论，有以下几点建议可以予以充分：其一，加强对流动
30、儿童学校的管理与服务，出台相应的政策，并对其进行实际的、必要的支持、引导与规范，避免盲目竞争局面的出现，以致影响流动儿童的身心健康。其二，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加强公立学校教师与同学的儿童权利公约培训，以期能够真正地平等地对待孩子。其三，加强家长对儿童权利与儿童成长教育方法的培训，倡导更加关注儿童，尊重儿童的氛围。当然，影响儿童心理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也是复杂的，这从本文所建模型的确定系数可以看到，本研究中所选择的变量仅能解释的部分较小。包括同伴关系、教师教育方法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儿童的心理状况。而本研究仅选择孤独感一个方面来测量儿童的心理状况稍显单薄，但这为今后研究的
31、奠定了基础。同时评价一个政策的好与坏并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考虑，而更应该从政策的起源、制定与实施等各方面来衡量与评价。但是在当前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之下，如何评价当前有关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乃至于整个义务教育制度问题，是非常紧迫的事关民族兴存的大事，都应该予以认真的深思！参考文献：Asher, S., Parkhurst, J. T., Hymel S., & Williams, G.A. Peer rejection and loneliness in childhood. In S. R. Asher & J.D. Coie(Eds.) Peer rejection in Children.
3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253-273Chen X., Rubin, K.H., & Li, B. Depressed mood in Chinese Children: Relations with school performance and family environ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5, 63: 938-947.Dong ,Q., Yang, B., & Ollendick, T.H. Fears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anxiety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Childre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994, 35(2): 351-363.Kovas, M. The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