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冰菁 技术的记忆装置和神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话语研究刘冰菁 技术的记忆装置和神经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话语研究 刘冰菁 |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贝尔纳斯蒂格勒以技术与时间三卷作品而声名鹊起的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在哲学研究中稍显孤寂。即使是在西方研究领域，斯蒂格勒也不像巴迪欧、朗西埃、齐泽克等人在左派激进理论中炙手可热。在当代激进理论家看来，“走出资本主义浑浑噩噩世界的唯一希望就是勇敢地撕破漂浮在空中利维坦的幻想，为真实的生活开辟出一条道路”。而斯蒂格勒思考得更为深入，他借助20世纪的技术哲学研究，重新考察了萦绕在传统西方哲学中人类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这不仅关
2、联着他在海德格尔、胡塞尔、德里达等现代哲学家影响下产生的技术哲学理论，也是他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前提。由此，斯蒂格勒作为法国后马克思思潮中突起的异军，颠覆了传统西方哲学将人与技术对立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逻辑。正视构成人类存在、组织人类记忆和意识的技术代具，为批判理论开辟了一条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批判数字化、网络化的资本主义现实及其带来的新的无产阶级灾难。这也刺激我们去思考，如何批判性地继承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才能有效地直击比理论生产更为快速变形的资本主义现实。爱比米修斯的遗忘： 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观斯蒂格勒是一位多产的哲学家，自从在1994年到200
3、1年之间出版了成名作技术与时间三卷本之后，他就以几乎每年三本书的速度陆续出版了半自传采取行动、象征的贫困两卷本、建构欧洲两卷本、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作品。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作品中，斯蒂格勒有条不紊地建构起一种独特的激进话语体系：先在技术与时间中清理出自己的理论平台，随后再运用自己独特的技术哲学话语分析他所说的现代超工业社会各方面产生的问题。所以，技术与时间恰恰是斯蒂格勒哲学思考的逻辑起点。在这本书中，凭借人与技术同源共生的技术哲学观点，斯蒂格勒不仅重新批判性地审视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逻辑，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廓清了理论场地，也为其后期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理论依据和批判动力。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4、现代技术体系的超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无处可逃的统治力量，人作为现代社会的缔造者，只能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工业力量所奴役。以马克思、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都曾以不同的理论符号直指我们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即看似中立无害的现代技术，已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统治人类的物化力量，根本上成了资本主义非暴力实施其同一性统治的重要方式。这既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创造的力量（资本）颠倒过来统治人类自身，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座架已经成为支配人类存在的神秘力量，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说的启蒙辩证法中技术理性的反噬。对此，斯蒂格勒引用了爱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兄弟的神话故事，来引出他在对古
5、兰、西蒙东的古人类学和技术学的实证研究中，获得的对人与技术代具同源共在的新观点。普罗米修斯一直被传颂为为人类盗取了生存技艺的英雄，而他的弟弟爱比米修斯则被人们所遗忘。根据柏拉图普罗塔戈拉斯篇中的描述，爱比米修斯负责为众生分配生存技能，但他却偶然地遗忘了人类，所以人类自诞生始就缺少了自给自足的生存能力。而普罗米修斯正是为了弥补弟弟的过错，才盗取了火种，使人类得以绵延不绝。所以，在斯蒂格勒看来，爱比米修斯偶然遗忘了人类，恰恰预示了人类存在的起源的真相。那就是人从起源开始就是一种具有结构性缺陷的存在，缺少独自生存的能力，因此必然需要依赖于外在的技术代具。所以，斯蒂格勒认为，从来就不存在上帝伊甸园中自
6、给自足的人类的自然状态，人从一开始就是缺陷性的存在，就是必须与技术代具共在协作的存在，技术才是构成人类起源的决定性事件。而哲学，特别是现代哲学，恰恰就是遗忘和压抑了对人类起源具有重要作用的技术。海德格尔所以，斯蒂格勒虽然承认，以马克思、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家，都相继道出了看似中立的现代技术沦为资本主义维持同一性统治的工具的现实，但他无法全然认同这些观点。甚至在他看来，这些关于现代技术的批判性思考，都是西方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的变体。因为它们都隐含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前提假设，即人类和技术是相互对立的存在，总是假设存在一个无技术介入的、自由的人性自然状态，需要我们在反思当下失控的技术力
7、量中不断去回溯和追求，技术也就总是一个反人性的危险存在。斯蒂格勒认为，把技术与人相对立起来的传统思考方式，恰恰是值得我们质疑的地方：我们不应当以人类中心论的名义抵制技术，也就是说，抵制人类自身的力量。斯蒂格勒指出，回顾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到现代哲学家，都将人类视为自然的必然主宰和最终目的，将技术贬斥为为人类服务的上手工具，或是对人类构成威胁、必须扬弃的异化力量，这无疑彰显了其主体性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逻辑。“现代哲学提出主观性并将其作为基础，这一主观性意味着主体是其客体独一的、初始的、绝对纯粹的来源，意味着主体性构成了这些客体，并从而主宰和控制着这些客体，而且不愿让这些客体反过来构成主体性
8、自身。”而真正能走出西方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的，只有来自于西蒙东、古兰等人类学家和技术学家的研究，那就是从实证主义角度证明的，人与技术从来都是同源共存的平等互融的关系，技术本身参与建构了人类的起源、存在及其主体性的形成。其实，斯蒂格勒关于人与技术同源共生的观点，一方面是受到了古兰、西蒙东等人的技术哲学的启发，但本质上，这是斯蒂格勒对其恩师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致敬”。德里达在解构主义游戏中，发明了著名的“延异（diffrance）”概念，就是为了反对西方哲学拼音-逻各斯、人类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奇妙之处就在于“diffrance”本身是与“diffrence”（“差异”一词）同音不同形，
9、德里达在后者的基础上将“e”改写为“a”，但两者的发音仍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在我们发出同一个声音时，我们指向的恰恰有可能是不同的对象。这就创造了一个“可以被书写或是被看到却不能被听出来”的差异，是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体系所不能辨识的“闯入者”。德里达因此，德里达想要说明的是，在拼音体系中，另一种沉默的差异虽然在这一拼写体系中不可被书写，但它已然在语言背后不断生成并发挥作用，这就是不在场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在德里达看来，这些轨迹、文码等原始技术形式，都是比拼音体系更为重要的书写形式；没有原始文码的记录，就不可能有拼音体系的产生。但是，传统西方哲学，一直都贬斥这些原始书写的技术体系。最典型的就是，古希
10、腊哲学认为，主体对真理的认识是一种回忆，而文字、图像等帮助记忆的工具反而会损害主体回忆真理的内在能力，这实际上就将言说（逻各斯）和文码、人和技术相对立了起来。所以，凭借“延异”这个概念，德里达指出，西方哲学以拼音-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出发点，遗忘和压抑了外在于人的原始书写的技术体系，语音拼写和原始书写的对立，实际上也是人和技术的对立。斯蒂格勒就继承了德里达的解构方式，“延异”指出的不仅是西方哲学对原始书写的遗忘，也是对技术与人同源共生的爱比米修斯的遗忘；人类历史就是人-技术共在的历史，理应打破人-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放被历史压抑的技术线索：“延异（diffrance）就是指这种双向运动、交错反射，通
11、过反射的双向运动，谁和什么共同构成同一个现象的两个侧面。”再没有“谁”发明了“什么”的经典问题，甚至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是非法的。这就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史，根本不是人类创造了技术或是技术吞噬了人类，技术与人类同源也同体，人类存在从起源开始就是代具性的存在。技术的本质： 第三持留和记忆装置的后种系生成虽然斯蒂格勒借助人与技术同源共在的模式，大胆批判了西方哲学在思考技术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但从这里，还不能看出斯蒂格勒反思社会的批判理论是如何发源的。其实，解码斯蒂格勒的哲学思考的另一把钥匙，就在他的代表作技术与时间的标题之中。很明显，技术已经成为斯蒂格勒哲学思考的中心，但这仍只是“技术与时
12、间”的一端而已。对斯蒂格勒而言，技术不仅构成了人的代具性存在，并且技术本质上是记忆持存的器具，它组织起了人类的意识对时间的真实体验，这才是技术构成人的存在的根本方式。也只有从技术塑形人类意识和时间的角度，才能看到斯蒂格勒独特的社会批判的视角。虽然斯蒂格勒在技术问题上对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家提出了总体批判，但实际上，他正是从对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反思出发，才将技术与时间联系在一起思考。在斯蒂格勒的眼中，海德格尔最先确立起技术器具在人类周围世界中的本体论地位，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当作是人类合目的的手段和人类控制的对象。但是，海德格尔关于“现成在手的存在者”的技术的思考，基本上还是停留在逻各斯和技术的形而上
13、学对立之中，胡塞尔也是如此，他们都认为，现代技术遮蔽了人类对存在、也是对时间性的本真理解。对此，斯蒂格勒指出，海德格尔和胡塞尔都没有认识到，遮蔽了人类本真存在的技术，其实构成了人类体验时间、组织意识的根本方式。为此，斯蒂格勒改写了胡塞尔关于内在时间意识的分析。胡塞尔胡塞尔认为，对时间的内在体验都具有一种晕染的结构，那就是以“现在”为呈现的原点、以“未来”和“过去”为延伸范围的连续记忆流，即过去的持留原印象未来的前摄的统一。要知道，对时间的体验不可能脱离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维度而只发生当下，当下的时间体验必然是连接着持留和前摄共同构成的。特别是，现在的时间体验总是带有对过去的回忆和印象。比如当我们在
14、此刻听到一段音乐而回忆起曾经听过的旋律时，这时候当下呈现的就是一种回忆的当下化。据此，胡塞尔将持留分为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第一持留主要是指属于当下感受的时间，属于第一当下所体验的记忆，第二持留是指能通过回忆而激活的时间，属于再记忆的第二记忆。斯蒂格勒就接过胡塞尔的分析，认为还存在一种外在遗传的“第三持留”，不同于遗传和个体的记忆承载过程，是通过技术代具及其体系才得以构成的人类意识的第三种记忆。斯蒂格勒认为，胡塞尔对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技术的遗忘也让他错过了第三持留对人类意识流的作用。因为人并不具备无限的记忆能力，任何一种回忆都已经是一种对过去的遗忘，所以，人类的意识是由第一
15、持留（当下的感知记忆）和第二持留（回忆）相互作用才可能发生；同时，这也离不开第三持留那就是人类生命之外、记录人类的感知和回忆的物质记忆载体。技术代具就不仅仅是对人类有用的器具，更本质上来看，它们是作为记载历史的过去、集体记忆的物质轨迹。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人所生产的诸多痕迹中，某些不是为了将记忆保存下来，而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比如制作一件陶器或工具，其目的并非传递记忆，但是它们却会自动地去传递记忆也有一些痕迹专门致力于传递记忆，文字、照片、录音、电影等均属此例”。所以，技术一开始就是记忆的重要载体。因为人类自身的有限记忆能力并不能延续人类历史中最为关键的生命经验，人类也只有依靠图画、原始符
16、号、结绳记事等工具，才能传递生命经验。不过，技术工具并不是为了传递人类记忆而被专门发明出来的，比如原始人类用来切割肉食的石头，就是偶然地保存和传递了人类的生活经验和集体记忆，构成了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史。据此，斯蒂格勒根据技术体系的发展，对人类外在的记忆记载史进行了简单地划分。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保存记忆的技术代具，比如巫师身上的纹身图案；直到新石器时代的出现，才出现了数字和文字的记载；而近百年来的信息技术构成的工业化时代，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电影艺术，人类的记忆都在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技术所定制，记忆工业化已经成为事实。这种通过第三持留（技术客体）构成的、非生物遗传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意
17、识的历史进程，斯蒂格勒称为技术的“后种系生成（piphylogntique）”。和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哲学家一样，斯蒂格勒对后种系生成做了词源学的考察，认为其前缀“pi”与爱比米修斯（pimthe）的前三个字母的重叠并不是偶然，爱比米修斯一词恰恰揭示了后种系生成的两大本质特征。斯蒂格勒认为，爱比米修斯的前缀“pi”指的是外在异构的、已经发生的实际性，而后半部分“mthe”来自于希腊语“manthano”，主要是指学习、研究、理解等，从这个动词派生出了“mathsis（理念）”，是一种集体性的智慧。所以，爱比米修斯恰恰就反映了技术所构建的后种系生成的两大特征：一是传承内容是集体的、非个人的理念知识
18、；二是传承方式是通过外在于人的技术体系，后种系生成就是指第三持留的技术体系、保存和传递人类集体意识和记忆的过程。但是，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之所以能接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的关键在于，后种系生成中的技术持留体系，并不是按照个人的意志选择如何保存和传递的，技术体系本身就有独立于人之外的独立性。这个技术体系保存和再现过去的记忆的过程，就是个人的意志无法左右的。换言之，过去不再重现，重现的已是经过遴选的、编码的“客观”世界。“我在第一持留的过程中对第二持留进行遴选，而这些遴选本身又屈从于一些对过去时刻的遴选，这过去时刻我未曾经历，而是以第三持留的方式将其继承下来，这样的第三持留就构成了我所在的、被我接受
19、了的客观世界。在那里，第三持留体系中生成的行为表现为无条件的关系，并且第三持留体系也形成了后种系生成的现实性/既成性，即作为我们自身所是的存在者生活方式的一种接受过程。”斯蒂格勒无疑是想要说明，现代技术体系，本质上是编码和输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的特殊装置，具有记忆保存和生成的功能；甚至这些持留装置能够对输出的内容进行任意嫁接、转移和综合，我们的意识就会像电影制作过程一样，一幕幕被剪辑拼贴而成，而这恰恰构成了“我”和“我们”从诞生开始就接受到的全部世界：“接受过程中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性是从以下意义上来说的：由于第三持留必须不断接受新的代具，而且持留和技术的领域又是不断创新的领域，所以第三持留既是对技
20、术革新所带来的新生活方式的接受，又是对未曾经历的集体过去时刻的持留的接受。技术性代具使后来人能够进入这些持留，而且这些持留能够被嫁接、转移、综合和融合我们可以得到构建。”所以，我们个人的和集体的时间意识，都是通过技术体系的保存和遴选才得以形成，技术体系不仅筛选、保存了我们的过去，并且决定我们的当下和未来。这看似平淡无奇的话语背后，掩藏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我”和“我们”所接受的是一个非自然的人为编码的历史，“这种接受的过程是一种结构性的人造假性历史”。而“技术体系是一种具有特定作用的装置组成该体系的生成技术的就是构成福柯所说的规训社会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当今的超工业社会中，全球的技术体系
21、已经完全变成了第三持留的工业化生产的记忆装置，以工业化的遴选和生产模式，提供给我们必须、也必然会接受的编码信息，我们存在的意识和记忆成为了整个工业世界最重要的塑形对象，个人和集体都丧失了生命个性化的进程，只剩下机械的记忆技术。斯蒂格勒就将福柯的规训社会推向了极致，那就是工业化生产的记忆装置对人的意识和记忆进行任意的编码和规训，是生命政治的绝对前提和录入规则。这就是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和其后作品的主旨，要对超工业社会对人类的意识编码进行“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无产阶级化为什么要发起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呢？2007年1月25日，斯蒂格勒参加了一场关于探讨利奥塔作品的研讨会，在会上他
22、提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为我们带来了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可能性，那就是在对利奥塔所说的“力比多经济”的批判基础上，关注当今资本主义进程已经进入的“非经济”的剥削方式。但是，在场的其他与会者却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现在还要讨论“资本主义”。就是因为这次会议上的被质疑，使得斯蒂格勒萌生了要提出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想法。不过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斯蒂格勒认为，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法国当代哲学家都选择放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质，只成为社会学家或是经济学家，甚至是信息技术的科学家，而不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这种无反思的思想模式，正是助长了人们对全球危机即将到来的漠视。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欧洲的国家巨额负
23、债提醒人们，我们已经站在了灾难世界的边缘，必须要对当下的世界进行重新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首先，斯蒂格勒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当然是来源自马克思。斯蒂格勒很清楚，马克思最先给出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分析模型，但“新”就新在他想要通过改写马克思的关键概念和判断，来回应当下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面临的现实挑战，即思考斯蒂格勒定义的“超工业社会”及其灾难性结果。他要做的就是接着“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继续写下去，或不妨大胆地说，它迫使我们对大工业的本质和无产阶级的灾难给予更多的关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众所周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将机器和科学技术，看作
24、是批判资本主义对活劳动的剩余价值剥削和人的全面异化的重要环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对机器的大规模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极大的利润空间，同时也改变了工人的劳动方式。新的机器生产（包括现代蒸汽机、现代印刷机等）成为了独立的、有组织的机械体系之后，就取代了原来的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摆脱了人力的限制；而且机器也完全取代了人本身，工人之间的自主分工完全消失，工人只成为机器体系的客观生产流程上的无个性的点。1857-58年经济学手稿斯蒂格勒接受了马克思的判断，不过，他认为马克思无法看到，在一百多年后的超工业社会中，被他当作人类外在工具的机器和技术体系，会成为一种新型的关于时间和记忆的塑形
25、和剥削力量，并带来整个社会的“无产阶级化”。从现实角度来看，斯蒂格勒的超工业社会是由一系列客观的技术体系构成，比如互联网、全球数字化技术、全球地理信息导航技术等即时通讯的数字化技术，斯蒂格勒将之统称为数字化的第三持留体系。但是，在数字化的虚拟空间中，“由于各种计算工业的融合，象征符号生产的发展以及象征符号远程通讯的发展，记忆术得到了发展，由此揭开了一个新的后种系生成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能够将工业技术体系与记忆术体系区分开来，这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传输工业付诸运行的时代。传输是构成社会联系的持留机制所具有的功能，也即心理层面的个性化和集体层面上的个性化所具有的功能”。超工业时代的本质特征在
26、于，资本主义应用的工业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记忆装置，它不再是针对工人的劳动时间为剥削对象，而是以所有人的时间记忆为塑形对象，人类记忆被卷入系统的工业生产过程，以此构成新的后种系生成。换言之，在马克思分析的大工业机器生产中，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只知道如何配合操作机器，他的行为都是服从生产流程的机械行为，而在当下的超工业社会，斯蒂格勒指出，随着各种类型的记忆装置的普及，包括电视、手机、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所有的人都完全依赖于这些记忆装置的运转，一旦离开了这些技术体系，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行动和生活。这种记忆装置的后种系生成，虽不是遗传学意义上的基因序列，却胜于后者，因为它从根本上使人成为一个缺陷，缺
27、少任何具体化、个性化生命内容的能力。所以，从表面上看，在超工业社会中，人类的能力似乎随着技术体系的发展而得到无限的扩展，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广泛的认知和感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这是一个知识的普遍丧失过程：如何应变的认知、如何处世的认知、如何概念化的认知，所有的认知都丧失了而成为一种缺席”。数字化技术体系带来的普遍知识的丧失、无产阶级化是斯蒂格勒独创的观点，它不是指人们丧失了如何生活、如何操作的经验知识，而是指在人们的生物神经系统中已经丧失了如何组织工作、生活和思考的能力，人们已经随着记忆装置的技术体系的植入而被内在地掏空了。所以，斯蒂格勒评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被朗西埃等人狭隘地局限在与
28、贫穷相关的工人身上，是值得反思的。因为，超工业时代的无产阶级化其实是人类神经系统的无产阶级化，是整个人类的记忆、行为和生活的认知能力被根本地剥夺了。因而，人类越是以便利的借口无限制地依赖现代技术，人类的思维和能力越是被机器体系所取代，一切都是被编码好的机械行为，个体和集体都和与自身切身相关的生命知识相脱离；一旦脱序，人和集体自身都没有能力生存，甚至没有能力思考如何生存。比如，丢失手机就是失去了里面所有的联系人，因为这些人的联系方式本身就不存在我们的物理记忆之中；年轻人随时随刻都沉浸在虚拟空间中而丧失了正常的自我认知和社交能力；消费者只成为抽象的购买力，而自身不知道如何生产基本的生存资料；投资者
29、只知道短线投资带来的数字财富增长，而对整个经济系统和社会并无理解和责任。斯蒂格勒说，神经政治经济学导致了整个系统的愚蠢性。“系统的愚蠢性”，斯蒂格勒用了一个粗暴却又简单明了的概念，来指认当前资本主义技术统治的内在矛盾。其实，系统的愚蠢性离我们并不遥远，法国历史上的法航447空难事件是最好的例证。2009年6月1日，法国航空公司的AF447航班飞机在飞往巴黎的大西洋上空无故失踪坠毁。失事原因，并不是多方猜测的劫机或者炸弹袭击，居然是副驾驶的年轻副手全程犯了一个初级的驾驶错误。驾驶员缺少了高空手动飞行的锻炼，也缺少了如何具体操纵飞机的基本知识，这才导致了这场飞机事故。这场惨烈的事故提醒所有沉浸在高
30、新技术的自动化而恣意不已的人类，对技术代具的绝对依赖必然会导致人类能力的绝对缺席。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其实包含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他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当代社会所经历的普遍的无产阶级化，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技术统治对人类行为方式、意识和神经系统编码的危害性。不过，在斯蒂格勒看似石破天惊的分析背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思考仍是略显保守的，这是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从一开始就注定的宿命。因为，一方面，在当下现代技术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达到了无法调和的状态时，斯蒂格勒的反思恰恰告诉我们或许事情并不是如此绝望，应该重新审视技术对人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斯蒂格勒的保守就在于，他实际上从源头上承认了技术的理性和建构能力，也承认了技术体系相对于人的独立性，那么，技术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类之外的可被轻易去除的工具，而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存在命运。这样一来，技术、以及与技术座架同体的现代资本主义统治，就应该被调节，而不是被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