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 公元1895年是中国及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大清帝国被日本打败，古老的中国文明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下奄奄一息。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倚仗船坚炮利逼迫中国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中国人直到败于日本之手，才终于从“四千年一大梦”中惊醒。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先进中国人，开始思索中国何以衰败到此种境地，如何可以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换言之，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大规模思考中国国家认同及其国际地位的转折点。 从甲午战争到一战在欧洲爆发这2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世界观等多方面均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先进的中国
2、人意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彻底失效，认识到坐井观天只能将中国进一步推入深渊。他们以“穷则变，变则通”的心态，寻找救国之道及新的国家认同。救亡图存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向西方学习，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一时成为部分中国精英阶层心目中的救世良方。他们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主张西体西用；主张放弃落伍的“朝贡”制度，建立现代外交体系；主张放弃儒家文化，彻底向西方学习，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德、赛”（即民主和科学）二先生。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从农历到西历的转交，从长袍马褂到西装革履的转变，从“不谈国事”到人人竞
3、谈时务的转变。在变革的洪流之下，执掌中国意识形态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似乎毫无招架之力，从秦朝开始实行的专制制度也霎时瓦解。1912年，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吐故纳新和寻求与世界接轨的时代。 在我们进一步研究一战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对一战的反应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中国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本书所谓的中国“国际化”，实指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但有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及国际体系的动力及意愿，而且主动采取各种手段、方式及政策进一步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多层次的接触及交流。中国的国际化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认同及国际
4、地位严重关注的结果，一战的爆发则为其注入了一针强烈的催化剂。一战时期的中国固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政治上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国际上地位低微、处处受人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同一时期的中国恰有春秋战国时期之特征，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上一大批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竞相走上历史舞台，为中国的复兴及国际化献计献策，身体力行。换句话说，一战时期的中国颇有些像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中所写：“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拥有一切，我们好像又一
5、无所有。我们会直接进入天堂，我们也可能进入地狱。”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矢志变革、立意维新成为自甲午战争以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精神动力。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充满世界眼光及前瞻意识的一代新人，取代汲汲于“圣贤之书”的举人、进士，成为新社会的主导力量。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81940）、梁士诒（18691933）、李石曾（18811973）、晏阳初（18901990）、顾维钧（18881985）、王宠惠（18811958）、陈锦涛（18701939）等一大批社会精英，立志要一扫中国落后、贫弱之形象，推动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并寻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认同形象。正是
6、在这种背景下，积极主动、充满创新意识的中国外交新思维问世。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正是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无实力可凭，才使梁士诒、顾维钧等利用一战的爆发，书写了一曲绝妙的外交乐章。长期以来，治北洋史的人大都认为弱国无外交。殊不知，只有弱国才懂得外交的重要，因为外交与它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对弱国而言，外交是它们在国际环境中赖以求生的唯一法宝。相反，倒是对大国、强国来说，外交的重要性则略逊一筹，因为它们有实力作后盾。大革命后的法国在著名外交家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的精心策划下，虽战败却能够出席维也纳会议，未蒙受重大损失,甚而继续跻身强国之列，此乃弱国外交
7、的经典案例。在北洋时期的中国，胸怀韬略的一代外交家、政治家及许多“外交政策群体”成员所依赖的是他们的胆识、学养及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与民心。一战的爆发为他们施展才华、推动中国国际化提供了历史契机。 不过这一时期的最大转变可能还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主义同国际主义的兼收并蓄以及“外交政策群体”(foreign policy public)的形成。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固然是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大特色，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但此民族主义决非排他性的、狭隘的，而是建立在中国人希望加入国际社会作为平等一员的强烈愿望的基石之上，是中国重新定位自己及世界之思考的结晶。换言之，一战时期
8、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化的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t nationalism)，是建立在“世界主义”之上的“国家主义”。用近代集政论家、学者及政治家头衔于一身的杨度（18751931）的词汇来说，就是“世界的国家主义”。所谓“外交政策群体”，是指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他们因对国事的关心，从而对国际事务及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产生超乎寻常的密切关注和关心。虽然他们的绝对人数并不是太多，但能量很大，颇有一个松散的团体之势，这里姑且称之为“外交政策群体”。这一群体大致包括言论精英如梁启超（18731929）、外交才俊如顾维钧等及部分工商业人士，一大批能够阅读的知识分子思考群，以及那些
9、因环境、职业等因素迫使，在某些地区居住或从事某些职业而对有些重大外交事件及国际事务表示强烈关注的人群。一战期间，中国的这一“外交政策群体”已臻成熟。他们利用参与决策和控制舆论的优势，利用国人对时务普遍关注的背景，指点江山，以文字、决策、罢工、抵制洋货等多种形式影响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群体”构成一战期间影响中国外交及中国国际化的重要有生力量。一战期间的在法华工，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这一外交政策群体所关注的重要对象。 由于中国社会经历的这一系列转变及“外交政策群体”的出现，“1914一代”的中国人与历史学家罗伯特沃尔(Robert Wohl)描绘的欧洲“1914一代”相比，
10、更为老谋深算。他们生于忧患，比起著名诗人T.S.Eliot笔下的欧洲那种“两个世界的彷徨者”(wanders between two worlds)来，以陈独秀、梁启超、梁士诒等为代表的新中国人更富使命感、危机感，他们敢于直面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敢于并善于对旧文化、旧秩序、旧的国家认同宣战，力图改变中国多灾多难、积贫积弱的命运。就在中国处于新旧交替、变革维新的气氛之中时，西方社会也进入了空前的分化改组时期，由西方主宰的国际体系正面临巨大挑战。德国、美国及日本正以各自的方式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并力图创造对其有利的新世界体系。19世纪后半叶以“铁血”政策异军突起的德意志帝国，开始不再满足于“幸分一
11、杯羹”的现状，力争同主宰世界秩序的英、法等国分庭抗礼，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到19、20世纪之交，以德国为首的一方和以英、法、俄为首的对立方，互立山头，随时准备打一场围绕一方力求打碎但另一方鼎力保护的现存世界秩序的“大”战争。换言之，当中国的儒家文明在世纪之交正分崩离析之际，由英法主宰的西方文明体系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1914年6月28日发生在被英国首相丘吉尔称为“柔软的下腹部”的萨拉热窝的枪声，不仅标志着“大战争”的开此，也意味着西方旧世界体系的正式解体。西方文明能否生存，也因此成为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关心的大问题。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此时的中国人的历史在东西方文明同时处于新旧交替之时，已经成
12、为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一战的爆发不仅标志着旧世界体系的崩溃，而且正值中国社会的新旧交替、承前启后、天命维新之时，因此为学贯中西、深谙国际事务的新一代中国人如顾维钧、王正廷（18821961）、梁启超、梁士诒等提供了在世界舞台上折冲樽俎的大好机会，同时也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平台。在一战期间，国人在思想、学术上兼收并蓄，求同存异，放眼世界；在政治上大胆探索，不拘一格；在外交上大胆进取，灵活多变，书写了不仅中国甚至世界外交史上壮丽的篇章，同时也正式宣告中国人彻底走出“天朝大国”、天下唯我独尊的封闭心态，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建立新的国家形象。如果说辛亥革命的发生及随之而来
13、的一大批优秀中国人的世界观进步，为中国进入国际化社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那么“大战争”的来临及旧的国际秩序崩溃则为中国的国际化付诸实施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力及前提。一战因而也由此涉及中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及重要转折点。 在这一时期，以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社会精英，富于进取，熟谙中外事务，并逐渐成为主持中国外交的中流砥柱。民族主义、自强图存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口号，并驱使一大批先进中国人寻找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从而第一次把中国的声音及理念系统纳入国际秩序蓝图之中。正是这种东西方文明的因缘际会，导致近代中国首次有计划、有策略、有准备地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之举，并在1914
14、年夏秋及1915年两度主动寻求参加世界大战，意欲乘此收复山东，进而收复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丧失的国家主权，一跃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受各国尊敬的一员。一战的爆发，从积极意义上说促使列强长期以来在中国营建的均势机制(balance of power)濒于瓦解，从而为中国谋求平等待遇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更重要的是，旧的世界秩序虽已崩溃，但新的国际体系尚未建立，这正好为中国进而参与创建世界新秩序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由于交战列强在中国各有势力范围存在，一战的爆发，迟早会因此把中国卷入欧战的漩涡。更有甚者，新近兴起的日本认为欧战的爆发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日本正可利用
15、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无暇他顾之际，令中国沦为其后院。1914年8月日本千方百计挤入战团，并在很快夺取德国控制下的中国山东后，于1915年初旋即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实为明证。 因此欧战的爆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群体”而言，无疑是天赐良机。梁启超称欧战的打响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之机遇，中国应善加把握。中国近时外交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11年初版)一书的作者刘彦（字式南，18811938）在欧战爆发后向外交部几次上书，力陈中国立即对德宣战的必要。欧战伊始即在德国观察研究战争的张君劢在1916年回国后预言德国必败，他认为，如果中国欲在战后修正前清王朝与列强签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建立在国际上的平等地
16、位，应争取利用欧战的机会“立功”，由此方可实现长远的目标。事实上，梁启超、刘彦等人的主张在当时的主要媒体如东方杂志、晨报、甲寅杂志、大中华、新青年等上均有反映，绝非少数。刘叔雅在新青年上登文，呼吁中国的青年应认识到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强权即正义，一个国家只有凭勇气、实力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他激励国人不怕牺牲，放手参战。 除上述舆论精英外，决策层鼓吹中国立即参战的也大有人在，如章国淦、梁士诒等在一战之初即力主中国参战。章国淦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在参战问题上对大权在握的段祺瑞（18651936）等有很大影响。梁士诒更是北洋时期呼风唤雨之辈，他的主张尤具说服力。梁氏虽在袁世凯（1859191
17、6）称帝及财政等问题上表现不佳，授人以柄，但在中国参战问题上一直立场坚定、高瞻远瞩。他认为参战一可从德国人手里夺回其自1898年即占据的青岛，二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三可在战后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以至直接参与国际事务。当然，对日本的防范是“外交政策群体”主张参加欧战的另一主要原因。中国政府对欧战迅速作出反应，实乃出于防止日本夺取中国青岛的考虑。出于上述背景的考量，有顾维钧、梁士诒等辅佐的大总统袁世凯，在欧战伊始亲自向英国驻华公使兼协约国驻京外交团首领朱尔典(John Jordan)试探，提议中国与英国共同对青岛出兵，攻打德国。换言之，一战甫一爆发，中国为了收复失地，避免日本在华野心得逞，即有参
18、战之心。但朱尔典未接受袁氏之议，中国1914年参战之构想因此胎死腹中。前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时任袁世凯顾问的莫理循(George E.Morrison)称朱尔典未加仔细考虑即贸然拒绝中国在1914年直接卷入战团的做法为“一大蠢举”。不过中国人的参战意愿并未因此放弃，反而因日本1915年初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而更加坚定。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寻求利用国际论坛解决日本侵略及收回丧失的国家主权的迫切性。 力争参加战后和会是自欧战爆发以来“外交政策群体”一直思考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早在1914年11月10日，外交部参事伍朝枢即向外交
19、部提出备忘录，认为中国最好避免直接同日本交涉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许多外交纠纷，力争将包括日本侵略问题在内的一切事端提交战后和会讨论、裁决。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强烈主张中国加入战后和会，并为此早作筹备。后来成为外交部代理部长的夏诒霆也在1915年1月15日就有关中国参加战后和会问题向外交部呈交了一份长篇备忘录，主张中国为了提高国际地位并成为国际事务中平等的一员，为了有利于外交争端的解决，应设法加入战后和平会议，并加紧遴选与会代表，未雨绸缪。 凡此种种议论，虽尚显稚嫩，而且缺乏实际操作的程序，但个中良苦用心及高瞻远瞩，实乃显明。对此，外交部明确表示赞同并计划付诸实施。早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当天，外
20、交部即向中国驻外使团发出指令，要求他们群策群力，帮助政府寻找参加战后和会的机遇，以利山东诸问题在战后得到妥善解决。外交部同时派特使协调中国驻外使团促成中国参加和会的集体努力，并征求外国国际法专家的意见。1915年1月22日，外交部成立高规格的参加和会问题研究小组，组员包括外长陆征祥（18711949）、副外长曹汝霖（18771966）、参事顾维钧等人。当然，中国能够参加和会的最终保证是直接参战。就在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相关协定后的当天，外长陆征祥即向大总统袁世凯进言，称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参战。甚至在五四运动期间被学生们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也在1915年10月向袁世凯建议，中国阻止日本人进
21、一步对华侵略企图的有效政策在于参加欧战。基于上述考虑，尽管中国在1914年的参战动议惨遭英国拒绝，但其加入战团之心更加坚定，乃至1915年再次尝试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1915年11月1日，袁世凯的心腹秘书蔡廷干通知总统府顾问莫理循：袁世凯参战之意已定，请莫立即找到一个中国可以参战的理由。11月6日，中国正式通知英国，表示中国准备向德国宣战，但为防日本从中作梗，要求英、法、俄三国出面邀请中国参战。同时，为了增加参战筹码，中国甚至秘密向英国提供军火，至少有3万枝步枪通过梁士诒经香港秘密移交英国。在派遣华工到法国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叶恭绰（18811968）的长兄道绳先生在1916受政府之命参加拨军
22、械助英事宜，其于1916年春与赵庆华等四人分赴湖北、湖南、浙江、安徽、山东等省，会同地方军署检验枪械分批运往香港，惜因此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38岁。3此时英、法、俄三国对中国的参战倒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出面安排。但正如中国政府所预料的，日本极力反对中国参战。为阻止中国参战，日本甚至向协约国暗示，日本可能琵琶别抱，转与德国为友。对英、法、俄来说，日本的地位远较中国重要，结果导致中国政府第二次参战的努力到1916年初再次付诸东流。 两次参战之议虽然受挫，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参与一战的雄心依然坚定。事实上，主导中国外交的新一代政治家从欧战伊始即思考各种谋略来阻止日本对中国的阴谋得逞，并进而促成中
23、国利用欧战之机谋求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向协约国派出华工的策略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脱笼而出的。用首先提出此一计划的梁士诒的话说，这是中国的“以工代兵”战略。传统观点一向认为，“以工代兵”计划“由协约国在1916年所提出”，面对协约国的招工计策，“事实证明，软弱的北京政府无法阻止协约国开发像中国这样的中立国家的人力资源”。4然而，这种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实际上，华工招募计划早在1915年就已经提出了，而且最早提出该项计划的是中国而不是协约国。华工出洋计划不仅在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的战略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且更是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手段。 华工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一战华工在中国国际化方面
24、的突出贡献首先在于他们为中国参加一战提供了机会。白焦在其长篇文章世界大战中之华工一文中引用梁汝成的话说，“招工出洋为外交之妙计。民二年以降，梁公士诒虽非身当外交之冲，然实隐持外交大计。欧洲大战忽起，各国因地理与利害之关系，纷纷加入，或合纵、或连横。当民四年，各国驻华公使力劝我国最高当局参加世界大战，并以利害相诱挟。斯时情势混沌，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极难分辨。且事关中华民族之兴衰，未易于孤注一掷，以贻民族无涯之戚。设中国永不参加，则战胜国所得胜利品，势不分予中国；设中国明予参加，则无船无械无饷，终至参而不战，必受各国责难。于是梁公决定明守中立，暗事参加；并决定以工代兵，而轮船器械饷馐，皆诱各国供
25、给。目前可得择地殖民之利益，日后可享胜利之瓜分，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208这段话不完全对，因为是中国采取主动，要求加入战争，不是协约国力劝中国参战。但梁汝成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强调“以工代兵”与中国外交策略的直接联系，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事实上，是华工的生命为中国提供了参战的最好理由。对中国参战推动最大的梁启超就指出，德国击沉运送华工的商船导致数百华工葬身海底，“我国既为国际团体之一员，则在体面上及责任上，对于德国此种蔑视中立国之行为，万难漠视；否则，即为自外于国际团体之列”。“故我国一方面以国家对于国民之责任，一方面对于世界国家地位，尤不得不有一种主张也”，中国如能借此参战，“实为我中华民国国
26、际上开一新纪元”。209因此华工不仅为协约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出色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争取参战起到了关键作用。 华工在中国国际化方面的第二个突出贡献在于他们为中国战后参加巴黎和会及国际事务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他们的贡献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交口称赞。鲁迅在其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写道，“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以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210白焦在20世纪30年代明确指出，中国所谓参战，“而实际有功，足为国家稍争体面者，阙为华工”。211蔡元培在1918年12月24日的一个演说中也宣称，此
27、次大战，“我国为参战之员，若供给原料，输送华工，皆我参战所尽之义务。故中国在国际上亦应该处平等地位”。212康有为在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的信中强调，“窃以中国今者之参预协约大庆成功，举国若狂。”“惟吾国真有功于欧战者，实乃华工之力。”“吾国参战之功，惟工人最大，则我国所争议约之事，应以保护华工惟最大事焉。”他建议政府以此为契机，同各国谈判，争取华工在外国的平等利益213。晏阳初后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214由于一战华工成为中国各阶层的称赞对象，众望所归，一些团体及组织利用华工的影响
28、来实现自己的有关中国国际化及国家认同之理念或目的是顺理成章的事。例如，在一战结束后，世界性的欧战协济会发起全球募捐，以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中国欣然加入，组成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协和医学校的美国人顾临(RogerS.Greene)为会长。顾临曾任美国驻远东资深外交官、美国红十字会救济1917年中国灾民救济款发放代表，可谓知华人士，阅历丰富215。有趣的是，欧战协济会在中国发表的的劝捐缘起也是以帮助战地华工作为主要着眼点。该文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为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中国供给工人等相同，“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且于和会时讨论关于中国所有利益问题，亦足以增加其民族代
29、表之尊严”。“尤有进者”，发起募捐之团体中如基督教青年会等，“多有惟前敌之中国人服劳者。即以成效昭著之华工而论，各团体之干事，维护彼等德性，予以一切娱乐，复予工余之暇，教以读书识字”。从帮助华工及借此加入国际社会并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角度出发，许多中国社会机构，包括大学在内，纷纷响应欧战协济会的呼吁。例如北京大学表示“极力赞助欧战协济会”，称此类募捐“不惟侨法华工，咸受利益”，“即以吾国参战之义务言之，对于此种人道主义之举，亦人人所当尽力者也”。216全国各地和各界人士为华工、为中国的国际地位，纷纷慷慨解囊。例如，1919年1月20日，欧战协济会中国直隶筹款部给欧战协济总会上书，报告直隶全省共
30、捐洋33.394465万，其中天津捐洋21.213119万。这些捐款为有关国家战后重建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法国的阿尔贝特市，在战争中受创极大，他们用天津捐款重建家园。为表示对天津人民的义举的感谢，该市特意命名一条街为“天津街”，并于1920年春树碑刻字作永久纪念217。由此可见，就在欧战协济一事上，一战华工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甚至参与重建西方文明扮演了使者的角色。事实上，早在民国伊始，新政府对华侨的全新态度即意味着欲利用华工华侨为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服务。明清两朝都严厉禁止中国人出洋，当政者甚至对那些违禁者给予严厉处罚。2181712年，已经有许多华人移居海外，而满清政府颁布的一份诏书却说，凡久居海外
31、者必处以死刑。乾隆皇帝称海外华人为“天朝弃民”，因此，当华侨在国外遭受迫害时，他们将不受中国的保护。219这种虐待海外华人的官方政策一直到1893年才被清政府最终废除掉。220明清时期的禁止移民政策是中央帝国综合症的一个体现，也是当时中国社会闭关锁国思想的反映。19世纪晚期，中国不但逐渐摈弃了保守的闭关锁国主义，而且开始渴望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西方社会不再是邪恶之地，而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于是，出国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耀。民国成立后，海外华人的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1912年，中华民国颁布一系列法令，其中包括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这些法令的相关条款使海外华人代表可以合法地参与国内政治。因此，中
32、国决定派遣华工赴欧支援协约国作战不仅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也是民国新政策的产物。中国外交部及其官员把欧战华工与中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联系起来。如1916年12月28日驻法公使胡惟德上书外交部建言道，中国要求华工同法国工人享有同等法律及经济地位，其一是有其可能性，因为法国目前劳工奇缺，有讨价还价的可能。其二是可排除对华工的敌视，“不致因华工之工价较廉而招彼工党之嫉忌排挤致蹈美国苛律之覆辙”。胡公使指出，“此与将来出洋华工关系至巨。”他建议，赴法华工应严加选择，“今日出洋之工人当先预计将来回国作何安置”。其上者“能熟练法国之工厂管理法，将来即为良好之工头”，其次者“能节蓄所得工资，将来也可小本营生”。出于此种高瞻远瞩的思路，胡公使强调，对出洋华工的深远影响，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其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因此，应“善劝工民商民宜尊重个人名誉”，将来华工“出洋日众，渐可推及于商业运销华货列肆欧市，既便本国人之购用，亦为欧洲人所欢迎”。221李骏在其提交政府考虑的移民意见书一览中写道，华工赴法不仅解决其生计问题，亦可输入实业知识，更有改良中国社会之效。“吾国多数工人生活于彼国工界中，耳濡目染，吸其所长，他日次第归国，必有益于社会教育之进行而大减阻力。”222北洋政府的新华工、华侨政策和社会精英积极倡导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主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