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联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阶级分层与阶层分层关于苏联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国外学界有一个倾向性的认识,即苏联社会变革属于20世纪后期波及南欧、拉美、东亚等后现代化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按照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模式来转型。但是,苏联社会转型的过程及原因要比前面的国家或地区复杂得多。国内学界对苏联剧变在认识上有一个过程,剧变之初,政策界、学界主要从如何防止演变及总结执政教训等着眼,后来认识到苏联社会变迁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有其发生和演变的机理,研究角度逐渐向综合学科和多维视野过渡。本文运用社会学理论,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来阐述苏联社会转型的实践逻辑和
2、历史逻辑,从而在宏观的结构层次上再现苏联社会转型与东亚、拉美等国转型的内在关联性及外在相似性,试图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把苏联社会转型的独特之路展现出来。一、苏联社会转型的原因、观点及方法关于苏联剧变的认识,西方的主流解释大致有二:一是苏联经济体制缺乏生机,计划经济效率不高,唯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才是可行的。1(p.496二是进行自由化改革,给了人们打破旧体制的机会。下层群众通过选举、游行等行动和平瓦解了现行体制。2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共产党精英在把资本主义引入苏联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苏联体制在不可避免地崩溃,而精英们别无选择,只能引导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3(pp.7、37此论点颇得俄罗斯学者
3、的认同。西方学者对苏联垮台的解释多少带有西方模式色彩以及向西方民主转型的理论预设。国内学界在苏联垮台问题上更是见仁见智,诸如“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上层自决说”、“经济停滞说”、“斯大林模式说”、“错误路线说”等有十多种。4其中“和平演变说”比较流行。经济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渐进转型”和“激进转型”方面,激进式改革又与私有化的改革路线,渐进式改革又与社会主义道路联系起来。5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联系。6还有人指出经济转型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不能以中国的所谓“渐进”转型业绩去论证俄罗斯“激进”转型的失败,对转型成效的认定要考虑多重因素。7目前转型国家的制度建设逐渐成为新的关
4、注点,另外也有从国家治理角邵书龙摘要本文通过对苏联社会变迁的实证分析,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探索苏联社会转型的原因及过程。首先,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城乡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其社会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而农民迁移到城市及移民第二代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复杂流动机制和分层机制,对苏联社会的结构性流动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冲击。其次,先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由农民向市民的阶级分层发生变化,然后才是表层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在市场化背景下,苏联城市社会的阶层分层因利益多元化而发生分化。苏联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明显地分为这两个阶段。苏联高度城市化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与机理对中国社会即将到来的加速城市化和社会建设
5、具有一定的殷鉴意义。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2-0046-11苏联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阶级分层与阶层分层作者:邵书龙,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专业2006级博士研究生。度来分析苏联政治转型,等等,8不再详述。社会学在探寻苏联社会变迁和转型方面,近来也有成果呈现。一些学者运用社会结构和分层理论对苏联社会变迁所做的研究,拓展了社会转型研究的空间,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是分层结构和分层机制在苏联社会转型过程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理论上交待得不甚清楚。目前的社会结构研究,人们主要还是借鉴了西方社会学常用的一些阶层
6、分层标准,对社会结构一般采用财富、声望、职业等多元的阶层分层方法,而较少采用社会结构的阶级分层方法。苏联社会学界一直有重视阶级分层的传统,始终把阶级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两阶一层”是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当然坚持社会分层的多元分析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学术传统,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社会学也开始借鉴这一思想和方法。如达维丘克主编的应用社会学词典(1984和艾托夫的苏联城市社会结构都有这方面的体现。9(pp.163、165笔者认为,在考察苏联的基本社会结构时,不能忽视苏联社会与欧美社会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上历史实践过程和社会变迁过程的重大差异,并应对这种差异给以理论的阐释。如果简单地把多元阶层分析
7、当作一切社会转型过程全部和当然的理论预设,简单套用到苏联社会分层结构中,而在理论和过程上又讲不明白的话,则无法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变迁中的差别。试举下面的分层例子,上层:高级官僚和大学毕业精英,占3.8%;中上层:中级技术和专业人员,占6.6%;中下层:熟练工人及职员,占15.7%;下上层:中级职业、半熟练工人,占27.5%;下下层:下级职员,集体农庄农民,占46.4%。10西方也有学者把苏联的社会阶层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熟练工人、中级职员及集体农庄农民等14个阶层,每一个阶层享有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11(pp.711-733这种做法,隐含着一个理论动机,即寻找苏联
8、社会的中产阶级。按照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力量。但是,在拉美、东亚和苏联东欧社会,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功能呈现出异常复杂且多变的面貌,中外学者也多有实证分析。实际上,苏联社会也正是跌倒在它的中间阶层手里。目前俄罗斯学者已经开始对中产阶级的膜拜现象进行了反省和批评,并提出了“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政治化”等概念。还有一种研究取向是将社会阶层分析与利益结构结合起来,探求苏联社会的结构变迁和政治格局变动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在理论假设的前半段,即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体制对苏联的阶层结构变动起决定性作用这点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理论假设的后半段,即结构变动
9、产生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由于利益不平衡而导致政治经济体制的垮台,则是站不住脚的。尽管社会结构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是产生深层次社会变迁的基础性原因,但是生产方式与社会阶层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何影响社会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逻辑就可以说明的,此方法的理论实质在于把阶层结构变动与阶级结构变动混为一体去解释社会转型问题,这将面临一个理论障碍,即阶级与阶层的划分标准可以是统一的,这违背了社会学的分层理论,也曲解了阶级分层。从社会分层理论看,阶级分层与阶层分层思想也并非完全对立,西方学者韦伯一方面强调市场体系下的多元分层,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拒绝阶级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尤其是,韦伯强调从阶级分化
10、到阶层分化的动态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12(pp.193-194阶级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动,而阶层的社会分层反映了表层的社会结构变迁,这点往往被运用韦伯社会分层思想分析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的学者所忽略。但韦伯这一思想对认识和把握苏联社会结构及其分层状况仍有很强的理论性。从阶级分层到阶层分层正是苏联社会进行重大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历史实践过程。这也是本文行笔的中心内容。一般来说,经济结构和社会这些研究主要有:赵定东:中国与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比较研究与“中国经验”分析等,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庄晓惠、侯钧生: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社会200
11、8年第2期。陈映芳:前苏联阶级结构的社会学分析,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1期。胡健:市民社会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3期。参见苏联科学院院士尤瓦阿鲁秋尼扬:苏联解体后的俄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俄2002年第9期。参见仇立平:阶级分层: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另一种解读,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社会阶层理论:马克思和韦伯,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结构急剧变迁的社会转型期,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技术和经济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社会分层主要表现为阶级的分层。此时若直接套用西方社会常用的静态型、描述性的阶层分析方法和指标,并
12、不能反映其社会变迁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一谈社会结构,一谈具体的社会分层,就按照收入从高到低,按照职业从白领到蓝领,或按照权力从管理地位到被管理地位,划分为几个甚至十几个社会层次的话,这样的分层方法试之于任何社会皆有效,却不能彻底说明问题。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立国之初,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农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的80%以上,农民占到总人口的85%以上,都存在一个如何使农民转化为城市工人的历史重任。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工人这两大社会集团,就不宜按阶层分层方法来划分,阶级分层的视野反而更能把握问题的所在。按照列宁在马恩阶级理论基础上对阶级的定义,工农作为两大社会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
13、处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属于现代社会中的二大基本阶级。也正是因为农民占绝大多数,苏联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和工业化追赶战略,与高度城市化、市场化条件下的西方社会相比,其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过程和实践逻辑是不一样的。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一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从政治参与到制度化进程,从经济发展模式到资源配置方式,从生产组织形式到市民的生活方式,从传统价值观念到现代价值观念等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还有比这个变化更能反映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吗?如果生硬地套用阶层分层方法来分析苏联时期的社会结构状况,最后往往走到按地
14、位等级或职业、收入等标准进行分层的道路上去,无法说明苏联深层次社会变迁的过程,无以把握大局。苏联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等级间的分化不是更深化了,特权也并不比任何国家更严重。如大企业经理的报酬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是150倍。戈尔巴乔夫只有一套四居室,明斯克党委第一书记只有一套二居室,死后别墅和房子也要收回。苏共为消灭三大差别,自20世纪60年代起,逐渐增加工人工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快于技术人员和职员,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与脑力劳动者几乎接近。知识分子反而成了苏联转型前怨气最大的阶层,其工资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工人工资增长幅度,处于各阶层的最低一级。斯大林时期工人与职员和技术人员的收入比为1:2.
15、15倍,到1985年,已缩小到了1:1.1,工资级差十分位数(10%最高与10%最低比值从斯大林时期的8:1降低到80年代的3:1。13(p.94西方学者像帕金、吉登斯,已经注意到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分层机制时,必须对不同时期(工业化初期及中期的分层结构和流动机制进行区分,已是在纠正过分重视权力分层方法来分析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分层。14(p.95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理论或范式去描述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和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情况。如果简单套用阶层分层方法去分析苏联的社会结构,很容易忽视这个时期苏联最大的社会关系结构变迁,即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转型,甚至也会影响到对后来俄罗斯
16、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的认识。苏联社会结构变迁的实际情况是,先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由农村农民向城市工人的阶级分层结构发生转化,然后才是表层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城市市民社会本身由于利益多元化而发生的阶层分化。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很明显地分为这二个阶段。苏联70多年的历史,从农民占社会总人口的82%降低到1985年占社会总人口的12%,成为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是苏联社会最大的结构变迁,也是苏联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城乡结构的重大转型孕育了苏联社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是苏联社会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结构转型的社会实践逻辑。二、高度城市化的深层结构转型与阶级分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
17、苏联社会的确到了一个发生转折的关口。1985年戈氏上台,经济增长率已不足2%,经济、政治全面停滞。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决定对苏联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制定了“加速战略”,提出利用科技成果加速经济发展。1987年初苏联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和下滑,“年初工业生产比1986年12月下降6%,出现了1987年计划可能像纸牌搭成的房子般垮掉的危险,加速战略实施并不顺利”。15(pp.349-350苏共不得不抛弃计划经济的一套办法,觅求转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但是由于积重难返,面临了很大的阻力。“阻碍机制”(pc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放权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削减了从中央到地方经济管理部门干部的
18、权力,而且对以前的计划管理机构和人员也进行了裁减和调整,致使中央计划部门以及地方企业对改革的消极和保守态度非常突出,改革推不动。无奈之下,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做出了进行政治分权改革的决定,中心内容是通过竞争性差额选举,向各阶层群众开放政治领域,意在将支持改革的下层精英吸收到国家政权机关,以加强经济改革的推动力量。16(p.591规定:“凡担任苏维埃执行机构职务的执委会委员和执委会各部、局领导不能同时成为同级苏维埃代表,同时向上级机关推广这一原则。”16(p.444此举对苏联的党政体制开了刀,把权力从党向苏维埃转移,打破了苏共的党政合一体制和集权体制,分
19、化了传统既得利益阶层的权力基础,使得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一些拥护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乘势参加竞选,党政分开和差额选举使底层社会精英有了向上层流动的渠道。政治分权改革得到了广大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许多公民投入到竞选当中。据苏联社会学界的调查,在支持改革的主流派中,以年轻干部居多,基层管理人员中,越年轻就越热情地支持改变现状。17(p.2事实上,苏联民主派的社会基础主要产生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这实际上代表了城市新兴市民集团的利益。以往人们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了苏联体制的集权性和经济停滞上,却忽略了苏联在社会结构层面发生的深刻变动。小小的破冰之举,竟打开了苏联剧变的闸门。在苏联第一次
20、人代会上,激进派直接提出了废止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并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专心于苏维埃工作。最后苏共被迫放弃了一党垄断政权,确立了实行多党制和经济所有制多元化的方针。此时的东欧已发生剧变,政权从共产党手中和平转移,苏联社会情绪进一步激进化,人民要求进行彻底的变革。苏联进入了急剧的制度变革时期。苏联社会自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城市化社会之后,它的社会结构就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有良好教育和熟练技术的青年市民阶层于七八十年代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与上一代依靠政治忠诚和农村集体化背景上台的干部阶层相比,在行为和诉求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整个社会的运
21、行方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急速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苏联城市社会一下子冒出了10万多个社团、协会和自治组织,这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生活抬头兴起的表现。国家的管理体制只有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模式下的旧体制里再寻不出什么出路来。苏联的高度城市化导致的社会变迁、过程和结果都是惊人的。只有从阶级分层的角度来看高度城市化过程中深层社会结构的转型,才能找到苏联社会转型的终极变量。1919年苏联开国之初,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8%,此后进入赶超工业化阶段,到1939年卫国战争前,城市人口比重已增至32%。整个20世纪30年代,移居城市的农民达2700万人,为当时城市人口的一倍。一位西方学者写道
22、:“从1928年到1940年的12年里,苏联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的数量,在其它国家需要30年到50年。”18(p.345而19391959年的20年间,又有约2400万人口移居城市,期间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口占到80.8%。至1960年,苏联城市人口比重达到49%,跨过了城市化关口,进入了城市化社会。据苏联1959、1979年两次全国人口调查,由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口在六七十年代仍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58.2%。19591970年,苏联人口从1.63亿增长至2.738亿,增长了0.6倍,而城市人口从0.291亿增长至1.775亿,增长了5倍。19集体农民所占比例由1959的31.4%下
23、降为1986年的12.1%。占就业人口的9.5%,仅剩1240万人。20农村外流人口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19641970年,全苏农庄2024关于“阻碍机制”概念,请参考陆南泉: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1期。岁的青年男女分别减少38%和43.5%,2539岁的青年男女分别减少28.4%和28.8%。到1987年,苏联的城市人口比重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急速增长了近50个百分点。而美国同样幅度的城市化水平由19.8%提高到64%用了90年(18601950年,英国同样幅度的城市化水平由21%提高到60%用了120年(18001920。21另外,城市建设
24、也日新月异。战后平均每年新建城市25座,个别年份能达到3540座,全国大城市数量增长了124个。到80年代,苏联每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272座,相比日本同样人数的169座和美国同样人数的155座,高踞世界之首。22(p.351985年,苏联高速度、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已接近66%,其中俄罗斯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3%,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接近。苏联已经完成了由农民、农业社会向城市市民社会的转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被西方观察家称之为苏联历史中的停滞年代,其实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时期,可惜和往常一样,苏联城市现象竟未能引起分析家们的注意,只有少数几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学者所写的一些著作和文章是例外。”22
25、(p.32表一:苏联城市数量(个资料来源:Moshe Lewin:The Gorbachew Phenomenon: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年,第35页。表二:历次人口普查中城市人口的增长(百万资料来源:Urbanization in the USS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and Regional Reserch”,1986年第2期。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相比于其他快速城市化的国家来讲,苏联农民在迁移过
26、程中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福利设施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拉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的农民大多是自主迁移,国家并不为移民提供住房和基本服务,更不负责就业,到处是贫民窟和非正式就业者。苏联则为迁移农民提供优越的条件,农民不仅可以得到一份正式工作,而且国家提供免费培训、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为其子女免费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移居四年者,约有55.2%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移居十年者,约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23(pp.220-221房租大约只有工资水平的2-3%左右。苏联农民在这种高水平的“福利化进城”过程中,快速而平稳地完成了由农民到城市市民的转变。苏联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且
27、高度城市化的历史实践过程。社会结构是指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的构成形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农民阶级(层到市民阶级(层的结构变动这种阶级构成形态的变动足以导致社会系统的重大调整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一变革有着深刻的经济转轨和生产方式转变作基础,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机理,就是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来体现的,社会结构是连接它们二者之间的中介。社会学甚至把社会结构的转换看作是从深层次上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决定经济体制变迁的巨大潜在力量。政治社会学也认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对政治格局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当一个国家社
28、会结构的变迁达到一个临界点,新的社会阶级(层置换了旧的社会阶级(层,社会力量的构成和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该社会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终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动,社会转型也将由此启动。至于具体的路径选择,则视该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变化。从实践来看,凡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产值中所占份额下降到30%以下,城市化水平达到5070%左右,不管先前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也不管它的权力结构类型是威权体制、军事官僚体制还是苏联的党国体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社会结构的深层次转型。自上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探索以数量指标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来,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注重和社会过程联系起来,更倾向于对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变
29、动时序和具体的变动轨迹进行数量的考察,以探寻社会结构转型人口19591980 10-25万88个163个25-50万34个65个100万以上3个23个年份1927-19381939-19581959-19691970-1978城市人口总增长29.839.636.027.6自然增长5.38.014.612.0农村向城市迁移24.531.621.415.6的“临界点”,24李培林先生曾给出一个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外在客观性的基本判断:人均GNP3000美元水平,农业产值占GNP的15%以下,第三产业比重在45%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50%以上,非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70%以上。25(p.18美国哈
30、佛大学钱纳里教授也曾对社会结构转变与工业化过程的关系做出过开创性研究。记住下面这个数据似乎是必要的,1985年,苏联的城市化率达到66%,这是一个平均值,其中俄罗斯的城市化率达到73%,波罗的海三国达到71%,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而中亚以农业为主的苏联国家城市化率较低,乌兹别克斯坦为42%,吉尔吉斯斯坦为40%,塔吉克斯坦为34%。26(p.98笔者发现,城市化水平是否达到或超过66%这个敏感点似乎非常重要。一些强管理体制和集中型权力结构的国家或地区,像苏联、东欧及韩国、台湾,还有拉美的墨西哥、智利等,它们的社会转型在外在客观性上有一个极其相似之处:即发生社会转型的转折点几乎都处于城市化水平
31、为66%左右这个“临界点”上。在东亚,韩国从1950到1980年,农业劳动力从74.1%下降到34.7%,城市化水平由1950年的18.4%上升为1985年的65.4%,高度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与制度转型随即启动。27(p.110台湾是世界上战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地区,城市人口比重从1947年的20.6%上升到1982年的61.3%。1986年,台当局放松政治限制,进入了社会转型与制度转型期。27(p.104在拉美,19501960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的42%流入了城市, 1960197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58%。城市化平均水平由1950年的41.6%提高到1980年的65.6%
32、这个极易引发变革的阈值后,拉美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也如期而至。先是墨西哥,接着是智利,然后阿根廷紧随其后,纷纷进入了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时期。在东南亚、在南非、在东欧,这个“2/3临界点”的经验数值如此神奇,一次次应验。198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城市人口由战后的30%上升到70%,波兰城市人口达到60%,匈牙利农业人口仅剩20%(但城市人口约为55%,匈有不少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只有阿尔巴尼亚仍是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仍占全部人口比重的三分之二以上。1988年,匈牙利理论界开始探讨向多党制过渡问题,并出现了许多“反对派小集团和活动”。同年,波兰两派召开圆桌会议,并于翌年1月申明了政治多元化、工会多元化的立场,确定在波兰实现多党制。1989年,苏联开始差额直选国民议会议员。后又改弦总统制,开放党禁。1990年,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建立议会制政体。这些是发生在苏联剧变之前,此时的苏联尚未发生被后来学界政界广泛评议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转向。现在来看,苏联剧变既有上层精英集团为阶层私利,利用特权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