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再问管理学再问管理学（上） “管理学在中国”质疑 1引言：质疑是创新的前提2011年4月，我国备受关注的教育家刘道玉对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和麻省理工学院150年校庆的筹备作了深刻点评：清华大学(北京)早在5年前就成立了筹备委员会，3年前就开始1 000天的倒计时活动，从北京到美国的声势可谓创名校百年校庆之最，可是，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格式化的思维窠臼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麻省理工学院宣布：“自2011年1月7日6月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在持续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
2、题”清华大学(北京)没有任何一项反思活动，更没有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严肃的反思”，这就是两名校之间在思想境界上的巨大差距。汪晖指出：“20世纪最有意义的地方，是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不断重新思考自己的契机”，“文化是不断反思、不断批评的自我思考状态，所谓自我思考不仅仅是思考自己，而是理解自己所处时代，对历史的再认识”管理学者理应成为这样的反思者。2011年9月9日，郭重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主持的第67期双清论坛的总结中强调：“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这12个字所表述的任务是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继承和发扬“反思、质疑、批判”的精神。质疑是反思
3、成功与否的关键；批判是指对质疑准确的关键点进行清扫，进而提升未来事物运行的成效。要而言之，不破不立，“反思、质疑、批判”精神是创新的前提和灵魂。无论从社会的视角，还是从管理学的视角，进行严肃的反思都是刻不容缓的。为此，本刊自2011年第7期始将“学术争鸣”栏目改为“争鸣与反思”栏目，希望为我国管理学界提供一个反思的平台，为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的集聚和共进作出媒体的努力。本刊2007年第5期刊发了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从名词术语和研究经费2个侧面对当时我国管理学界的现状提出了质疑。5年过去了，对我国管理学勃勃生机背后的疑惑并没有减少，如何厘清当今我国管理学界的热点与难点值得冷静地反思、质
4、疑和批判。2对“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现状的质疑管理学百年历史中，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贯穿始终，亦即管理学的学科价值与实践价值的双重困境始终没有解除。在美国和欧洲，20世纪前半期，管理学处于启蒙时期，管理实践者就是管理研究者，管理研究课题源自实践，研究成果直接指导实践，实践相关性甚强，但研究成果是描述性的、经验性的、定性的学科合法性逐渐遭到质疑。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场管理学学科合法性运动。大学中的商学院受洪堡原则的驱使，将“求用”的管理研究引向“求真”的“管理解释学”，以巩固其在大学的学术地位(合法性)大力提倡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管理学，力图将描述性的管理研究提升至科
5、学化的管理研究。随后，对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不同追求，直接衍生出管理学者的两大部落。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学权威期刊AMJ等竟到了“只接受科学的实证研究论文”，力挺管理研究科学化的极端程度；然而，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并不是通过研究方法的定量化就能解决的，所以美国的ASQ、OS、AMJ、AMR以及欧洲的BJM、JMS等权威学术期刊一直很关注学科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演进：不仅助推学科合法性(科学化)的强势，而且担忧实践相关性的下滑，于1982年(ASQ)、1989年(AMR)、1999年(AMR)、2001年(AMJ、BJM)、2007年(AMJ)、2009(JMS)陆续出版了
6、针对这一管理学发展的焦点的专题系列文章。近30年来，美国的数任管理学会主席也都对此焦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至今仍未能将二者有效地融合。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西方管理理论，恰值美国“管理研究科学化”的高潮期，自然会受到直接影响，当然会有滞后：2000年以后，管理科学学报、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等国内权威期刊也仿效AMJ只对实证研究论文感兴趣。各种基金也以在中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为成果验收标准，于是，管理学者们大量生产定量的实证研究论文，关注实践相关性的学者越来越少。针对这一背离管理学本质的偏向，以2004年8月“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咨询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提出“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为标志，正式
7、将“实践相关性”提上日程。管理学报自2005年1月始，开展管理学在中国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并于2008年3月、2010年11月先后启动“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实践管理”论坛2个系列学术会议，集中探讨相关主题；2012年5月又启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论坛”这一关乎管理学科“硬核”建设的专业化的系列学术会议，是前2个系列学术会议的必然延伸。管理世界2011年1月始陆续出版“管理学学科属性”的专题系列译文，系统介绍了2000年以来欧美主要学术期刊围绕这一主题的争鸣文章。2011年9月，“基金委”第67期双清论坛的主题为“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将“实践相关性”提升到战略高度这一系
8、列重大学术行动必然会引发对“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深入探讨。在此背景下，本文试提出5个事关管理学在我国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也是事关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关系的疑问就教于方家。2.1管理学边界何在？管理学的场域场域的观点与反思性的关联主要“在于将反思社会学的对象指向充满权力斗争或政治性的学术场域与知识分子场域，破除社会学家(乃至知识分子)的学究谬误、自我神化、唯智主义等诸多弊病”。2.1.1边界不清的主要表现超越了“管理活动”判别“学科”合法性的内在标准首先是其是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学科场域是否存在。对此，管理学界是应当反思的无论从我国管理学“基础研究”主渠道“基金委”管理科学
9、部的立项和成果看，还是从我国管理类学术期刊刊出的学术文章看，或是从管理学者群体的研究动向看，都反映出当今我国管理理论研究大大突破了管理学的边界，导致管理学学科泛化和空洞化，即管理学场域被无限扩大，同时管理学核心范畴(“硬核”)少人问津。管理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的，而最早给出管理活动边界的是法约尔，他将企业中的管理活动从企业中的其他5项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中分离出来，从管理职能上给出明确的界定(“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尽管这一划分和定义被不断完善，但这一对管理活动描述的独到视角却鲜有学者质疑。问题在于，其一，法约尔的职能说界定的是管理做
10、什么，并没有回答管理是什么；其二，法约尔强调管理活动不是什么(不是另5项活动)，却没有排除另5项活动中仍然贯穿着管理活动，客观上给管理学的学科泛化留下了可能。当前，在我国，无论是大学中管理学院(或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的系所设置，还是管理类学术期刊的栏目划分，或是各类管理研究基金批准的课题都不乏把非管理活动(技术、金融、财务、会计、营销活动等)作为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不能说与其没有关系。管理学的边界应在“管理活动”之内管理活动是关于组织、目标、人、协调、效率与效果的研究，也就是说，战略、领导、人力资源、组织行为、创新等是管理学边界内的子领域，而金融、财务、会计、营销等子领域则明显不应在管理学场
11、域之内。这一管理学场域在美国是得到承认并持续良性运行的。2.1.2原因探寻2.1.2.1研究对象未统一管理学场域是由对管理的定义决定的。管理学界对管理的定义至今未能统一，是造成管理学场域不清的重要原因。对管理的定义未能统一则源于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的不统一至少分为3类：(1)组织“管理是所有的人类组织都有的一种活动”。如达夫特认为：“管理就是通过对组织资源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有效果和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以组织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有巴纳德(组织理论)、德鲁克(企业管理理论)。他们研究为实现组织目标如何将组织中的人、财、物协同得最高效，实际上将企业中的6种活动不同程度
12、地纳入研究视野，场域就明显扩大。(2)管理活动管理活动是与技术、市场、财务、安全、会计活动并列的企业中的一种活动。如明茨伯格认为：“管理的本质要揭示的是管理活动过程中比较深刻、相对稳定的并具有内在联系的属性和特征，它与管理现象相对应”。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有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孔茨(五大职能说)、罗宾斯(四大职能说)。他们从管理职能角度进行研究，也是本文对管理学场域界定的依据。(3)组织中的人“管理职能只对人起作用”。如唐纳利认为：“管理就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人来协调他人的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进行的活动”。以组织中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管理学者的代表人物有
13、麦格雷戈(X-Y理论)、莫尔斯等(超Y理论)、利克特(支持关系理论、群体组织理论、“第四系统”理论)、大内(Z理论)。他们以协调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来达成“提高组织效果和效率”的目的。由于“管理职能只对人起作用”，所以后2种研究可以殊途同归。值得注意的是韩德强的定义：“管理是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默契和明契)，来协调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完成工作)”。这是对法约尔界定的管理学场域最直接的支持，因为这个定义的推论就是：协调物与物关系的作业研究等管理科学范畴的研究是针对技术活动的，而不在管理活动之列，使管理学场域更明晰。学科边界不清的原因是复杂的，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学科研究对象越
14、来越交叉，“实质对象”与“形式对象”分离，导致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这是学科发展的一种态势，然而管理学边界不清是否与此有必然联系尚难定论，但是可以质疑的是，管理学边界不清的另一个原因是否为混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区别？2.1.2.22种性质不同的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2类研究，先简要回顾一下其区别：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求知(求真)，认知事物的属性，是为了积累知识它对应着科学研究中的基础研究。事物的属性是从事物中抽取出来的，“抽取”的主观性决定了只能研究事物某一方面的属性，所以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对研究对象的明确“划界”，即探索既定前提下的事物运动规律它以分析为主要手段
15、，即通过不断细分研究对象来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实践研究的目的是求用(求善)，要把事情做好，是为了正确行动它对应着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它以事项为研究对象，是研究一个有着多种属性的事项，即要处理好事项中不同属性的事物的关系它以综合为主要手段，需要将抽象出的、分解后的不同属性协调好，整合成事项的良好运行状态。探寻管理活动规律，建立管理学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即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实践经验升华至理论，所以以设定研究边界为前提，以分析为主要手段。百年来众多管理大师为探寻管理活动规律作出了大量的理论创新，不断丰富着管理学的知识宝库，从科学管理理论历经行为科学理论，发展到系统管理理
16、论；从泰罗的“计划职能”、法约尔的“五职能”经孔茨的“五大职能”到罗宾斯的“四大职能”，从经济人经社会人到知识人，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在法约尔的框架中日臻完善，即管理学的“硬核”建设不断丰满管理理论研究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应用管理学于社会组织(企业与政府是两大主要组织)，提高组织运行成效，推动社会发展是实践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协同。我国现状是这类研究被视同管理理论研究，由管理学者独立完成，将管理学边界明显扩大(“泛化”)，实际上削弱了理论研究的推进(“空洞化”)。按以上划分，被世界管理学界推崇为管理学的创立者、“大师的大师”德鲁克，虽然著作等身，影响巨大，但他从事的是实践研究企业管理：这从他将管
17、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综合运用于企业管理(“事项”)可以看出；从他对自己第一次提出管理学系统知识的著作的命名也可看出(管理的实践)；从他发现的企业管理规律：“企业只有一个目的创造顾客，有两个基本功能营销和创新”还可看出，因为这显然超出了管理活动的范畴，不属于管理“硬核”建设；从他的认知“管理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科学或一种专业，虽然它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仍可看出，因为“管理是实践”，自然“管理研究”就是“实践研究”。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德鲁克对创立管理学的贡献，因为他在进行实践研究的同时也进行着理论研究(“它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即他探明了管理的使命、职能、任务、目标管理、知
18、识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自我管理等管理活动的规律。换言之，这2种性质不同的研究可以并行不悖，但却泾渭分明：一个是从实践到理论(求真，通过划分边界分析事物本质属性)；另一个是从理论到实践(求用，通过多学科综合提升“事项”的成效)。从法约尔的界定中也可看出，不属于管理活动的企业另5项活动中，也都需要管理，但那只是包括管理学知识的多学科知识的应用，如探讨营销活动规律就涉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以提高营销成效(达成“事项的良好运行状态”)，因此属于实践研究，并不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的理论研究。我国学者沿用了这样的思路，同样在演绎着这样的逻辑构建管理学是理论研究，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
19、以“求真”为目的，理论具有普适性；而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范畴内的研究属于管理学与相关学科协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研究，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以“求用”为目的，研究具有情境相关性：不区分2种研究的性质也会导致管理学边界的扩大。2.1.2.3主管部门的主导在我国，管理学场域被无限扩大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原因是，主管部门的导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部1992年、1997年、2011年多次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作为13个大类(2011年版)之一的管理学分为5个二级学科，即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可能是基于教育部的学科分类，“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将“管理科学”(
20、等同于教育部的“管理学”)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类同于教育部的“公共管理”)3个分支学科(设有3个处分别受理各自领域的立项与验收)。从学科分类与代码的三级学科目录中便可见，不仅囊括了法约尔所说的企业中的非管理活动，而且大大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当然，可能与“组织无处不在，所以管理到处可寻”不无关系。从“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立项中，同样可以看出管理学边界被无限扩大。更重要的是，20年的惯性越来越大，至今仍然看不到些微改变的踪迹。综上，从边界不清到盲目扩大边界是量变；从稀释学科“硬核”到学术无序是质变不利于学科“硬核”的构建；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凝聚；不利于有限资源
21、的合理配置，为助长功利驱使、自娱自乐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总之，不利于学科场域的建设，不利于学科合法性的创立，自然不应漠然视之，否则是当代管理学者的失责。判别学科是否成立的内在标准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知识体系”。本节就“独特的研究对象”着墨，提出管理学边界不清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关键点之一，然而上述的传统标准已被突破：“学科研究对象越来越交叉，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学科研究方法越来越共享，越来越多样；知识体系越来越庞杂，理论范式越来越多元”，当今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价值吗？显然，这是需要结合管理学的属性来探讨的。问题1学科边界是否是成熟学科的必然标志？管理学是否需要明确自己的学科边
22、界？在当下，明确管理学的学科边界对推动管理学发展的价值如何？2.2管理学有基础研究吗？管理学属性学科属性属于学科元问题，直接影响学科“硬核”的构建、研究方法的运用、成果的评价、资源的配置等，关乎学科合法性的根本所在。因之，陈春花针对我国管理学界无效学术曾严肃地指出：“不从学科特征出发，不从学科本身的属性出发，空谈学术怎么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来呢？”探讨学科属性有不同的视角，对管理学学科属性的探讨以往文献几乎都是科学外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视角，虽有争鸣，但基本上趋于达成共识，即主流观点是管理学是自然科学(“物的管理”)、社会科学(“人的管理”)与人文学科(“心的管理”)的综合学科。也
23、有论及管理学是交叉学科或软科学的视角(但对此并无分歧)，本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视角，试述如下。2.2.1管理学中难见布什模型中的“基础研究”二战后美国政府科学顾问布什将科学技术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他阐明三者间关系的线性模型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而管理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管理学有基础研究吗”这个问题似有伪问题之嫌。面对现实可能会解除这个嫌疑：我国“基金委”的工作定位是“支持基础研究”(而且是我国“资助管理科学基础研究的主渠道”)，那么“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理解的管理科学的基础研究是什么呢？这从他们将管理科学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
24、3个分支学科可以看出，即这3个子学科都是基础研究的范畴，而且这也是“基金委”战略思想之一的“统筹科学发展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管理实践需求”的运作方式。在这个前提下，管理学者是否贡献了“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又是如何转化成应用研究的？最终如何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管理实践需求”的？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显然，按布什模型的思路来回答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的是，“基金委”的这个逻辑与“基础研究”的本义并不一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基础研究“主要是为了取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的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并不以何特定的或具体的应用为目的而开展的实证性工作或理论性工作”。也就是说，“不
25、以具体的应用为目的”是基础研究的主要特征，所以，布什“一直坚持联邦政府不应当资助应用研究”(“联邦政府支持应用研究的方式应该是通过税收杠杆等方式鼓励工业界担负起应用研究的责任，同时吸纳基础研究中训练出来的人才”)。从管理学的发展史看，无论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奠基人泰罗、法约尔、韦伯，还是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以及西蒙，或是当代管理理论“大师的大师”德鲁克，他们的管理理论成果都是既来源于管理实践又直接应用于管理实践的。换言之，管理研究一直以来就是“以具体的应用为目的”的，即不属于布什的“基础研究”范畴。从“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多年来资助的项目看，也很难找出基础研究的痕迹。对此，主持过“十一五”、“十二
26、五”2个管理科学战略研究的郭重庆曾诙谐地说：“管理科学部每(个)5年(计划)开始都进行战略研究，作优先领域资助研究，寻找科学前沿，我们在仰望天空，苦苦地寻找星星，但我总感觉不到管理科学领域的星星在哪里”。他表达了与德鲁克特别强调的“管理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艺术，管理就是实践”同样的观点管理学中难见布什模型中的“基础研究”。有些学者推荐司托克斯的“二维模型”，认为将科研定位于“巴斯德象限”取向，具有“应用”与“基础”的双重属性，是化解当前困境的正确路径，并以日本大学的“奇迹”般发展为佐证。这似乎可以为我国“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的建制提供依据，但是，司托克斯与布什的模型都是自然科学范畴的话语表
27、达，作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交叉综合的管理学，能否直接应用这2个模型首先就是值得质疑的。例如，陈劲等将管理学与工程技术归入巴斯德象限，而刘则渊等将工程技术归入爱迪生象限。各自的逻辑都很清晰，但结论却不相同，只能说明司托克斯模型中象限的边界划分不够严谨。管理学是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的，其基础研究就应是研究人的行为机制，但这片星空是属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行为科学的，诸如在管理思想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自我实现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卢因的场论与群体力学、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理论与素质测量模型等都是属于心理学的基础研究成果。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
28、局理论等都是属于社会学的基础研究成果管理活动只是其应用领域，在提升管理活动绩效的过程中，需要运用这些基础研究成果去解决领导与激励、组织与决策等实际管理问题，所以管理研究的“星空”是行为科学，而管理学就在“大地”上。2.2.2管理研究属于应用研究管理活动伴随人类群聚生活而存在，历史悠久。研究管理活动规律的管理学从一开始就有极强的实用指向和功利性，不同历史时期管理知识体系的积累都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至今未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应用研究”的定义：“主要是为了达到某一具体的实用目的或目标而获取新知识所进行的独创性研究”，管理研究就是应用研究，而不是经常见诸于书刊的模棱两可的“管理学是应用性
29、很强的学科”(言外之意是还有非应用性的成分)。在管理学发展史上留下公认成果的管理学家从事的管理研究，从来就是“以具体的应用为目的”的(经典实例不胜枚举)，即他们从事的一直就是应用研究。刘源张极其简明地将其表述为：“管理学是要用的”。他还举证说，朱镕基的“管理科学，兴国之道”和郭重庆的“学以致用”都是此意。此外，管理学者还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论证了同一结论：吕力在分析了管理实践的本质之后指出“管理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技术”(哈默等也认为“管理是一项成熟的技术”)，由此提出管理学必须实现认识论层次的改变，由“求真”的逻辑转为“致用”的逻辑，实现管理学的技术化，即提出了管理学的技术科学属性；陈春花结合钱学森
30、的论述从技术认识论的视角讨论了管理研究的技术科学属性；高静美从学科的认知维度分析，指出管理学是应用学科；陈士俊从科学学的研究中概括出，科学技术管理是应用科学学(相对于理论科学学)所有这些论证的指向都是相同的，即管理学属于应用研究。陈荣秋认为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因为“规律推不出规则，或者说机理推不出操作”，所以需要在其间增加一个“设计”环节，以实现转化，而完成这个“设计”就是管理学的任务(由此便可看出将管理学划归设计科学的原因)。换言之，管理学不处于探索规律(“求真”)的基础研究范畴，它处于其后的转化环节(将探求个人行为机制的心理学和探求集体行为机制的社会学等基础研究成
31、果转化、创新为组织中的人的行为)。管理学“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只有从学科属性才能作出最终的解答。当前，学界对此的看法尚存分歧：一种意见重在“求真”，认为“过分强调与实践的吻合度，已经使管理研究成为一种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强调“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精神是一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的意见重在“求用”，认为管理学的“实践相关性一定居于主要方面，而科学严谨性一定居于从属的方面”，“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统一与弥合的问题”。“站在以严谨性为主的科学视角来看管理实践，就形成了目的与手段的倒置以手段为主来拟合目的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面对这样的困境，只有深入探讨才能打破僵局，
32、这就需要“求真”派举证已经取得的“科学化”的管理理论成果究竟是怎样的？管理理论的“科学知识体系”最终会是怎样的？需要“求用”派回答达到“求用”目的的过程中就不需要“求真”的理论探索吗？百年来的管理理论构建中是否完全没有普适的真理性的管理知识呢？当然，这也仅仅是起步。2.2.3管理学的基础性研究既然“基金委”作为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关于管理学的“基础研究”应如何理解就应是管理学界必须面对和认真探讨的。王鸿飞曾指出：“线性模型和二维模型的表述，和实际过程都可以说相差甚远。好在政治家和行政者的智慧可以在实践中弥补简单理论的不足”。已有学者试着给出一种“弥补”：高良谋等认为，对于管理学的元问题(即“关乎管理学学科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属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