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近代史笔记世界近代史笔记学习提示:本课程目的主要学习目的在于了解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特别是从全球史的的角度出发，了解世界整体化发展的进程。在此基础上，思考推动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根本动力、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此外，要求熟知一些重大事件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了解认知世界历史的多元视角，培养历史感，初步掌握科学的历史分析方法。第一讲 对世界整体史的历史认识学习提示:本讲主要是从史学史的角度介绍历史上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学习目的在于把握住历史上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是如何逐步深化而具有系统性的。本讲作为一般性了解内容。进一步学习可参考:张广智等: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
2、大学出版社，2000年。杨豫:西方史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宋瑞芝等:西方史学史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一、古代1、西方: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425年）著历史九卷，主题在于记述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希罗多德的历史可以说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希罗多德心目中的世界只是一个地理含义上的世界，促使他把各地区的历史都结合到一起来撰写的，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统一性观念。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认识，即他
3、还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所以他撰写的只是地理统一性的世界史，而非历史统一性的世界史。公元前2世纪，古代欧洲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122年）著有通史。波里比阿生活的时代是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的时代。罗马经过征讨将地中海变为罗马的内湖。罗马建立统一帝国的霸业激励作者著述立作。记述的中心是正在扩张中的罗马。但中心之外，所记范围还包括公元前212-前146年期间地中海的周边世界。波里比阿以第140届奥林匹克（公元前220-前216）为全书叙述的起点，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
4、有机的整体”。波里比阿认为，分析个别的历史事件作用甚微，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并放在世界通史中来考察，它们才显示出意义。他说:“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波里比阿是第一个把历史学设想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的人。他说，命运之神已把世上一切事务导入一个方向之中，使它们都走向同一结果。同样，历史学家也应提纲挈领地为读者提供命运之神所用来完成其目的的活动。他认为，这就是促使他有勇气来叙述整个世界走向统一的这一综合过程的主要原因。他认识到自己撰写的是一种新型的历史，也就是的当时整个世界的历史，而撰写这种历史最重要的是运用普遍联
5、系的观点来考察诸历史事件，以求得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波里比阿比较明确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代文化思潮影响的结果。当时，斯多噶学派在社会历史观和伦理观上，相信宿命论和禁欲主义，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创立斯多噶学派的芝诺（Zenon Eleates，约公元前350-260年），反对希腊其他学派把人类分为希腊人（文明人）和野蛮人，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没有文明人和野蛮人之别。芝诺认为，人都是世界的公民，这是因为人的理性是统一的、普遍的，世界上的人们都是在一种方式中顺着共同本性而生活，故而“四海之内皆兄弟”。在他看来，作为世界公民的人，没有种族、地位
6、、区域等区别，他们都统属于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世界上只有一种公民，即世界公民；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波里比阿的世界历史整体观可以说是对“世界主义”的一种反映。由于波里比阿试图寻求世界历史的有机联系和历史变动的整体性，因而他被学术界认为是世界性或全人类性历史的创始者。在古典文化中，虽然波里比阿仍不能摆脱古代作家所难以逾越的历史循环论观点，但他已达到了最广阔的历史契合观念。2、中国战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非常淡薄，不大了解周边的情形，那时只有一个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方”的地域观念。战国后，才产生具体的“九州”和“四极”说。至战国末期，又产生了“大世界说”“大九州说”和“大四极
7、说”与海外三十六国的记载。经过战国时期的历史统一运动，形成了秦汉统一国家。正是这种历史统一运动，促进了广阔的历史观念的产生。司马迁的史记的广阔的历史视野，正是这种历史统一运动的一种反映。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下的中国。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却扩及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司马迁沿用中国古代的习惯说法，笼统地称这个已知的范围为“天下”。这个“天下”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半。这可视之为中国人已知世界的历史。二、中世纪1、西方公元4-5世纪，是西方史学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那时历史的观念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的影响而经过重新塑造”。此时期兴起的基督教史学思想，打破
8、了从前以世界作为背景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格局，开始致力于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在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上，4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S226;奥古斯丁（St.Augustine,公元354-430）创立了他的世界史理论。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认为，天地间具有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这两种城原来是浑然一体的，因为人们有罪，才分开成为两种城。地上之城的罪恶是由恶魔撒旦造成的。地上之城是暂时的、会灭亡的；上帝之城是完美的、永存的。前者是罪恶的，是黑暗的世界；后者是善良的，是光明的世界。世界的历史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是光明的世界取
9、代黑暗世界的历史，也就是教会的统治取代世俗国家政权统治的历史。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历史的过程不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即历史的进程，惟以上帝的意志为准；人世间的命运，全依神意的安排而定。这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神的目的被奥古斯丁描绘成一种独特的进步的过程，他把这种“进步”归结于上帝。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类是一个整体，整个人类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所有的民族无一例外地都加入这一行进过程。上帝之城是由所有的民族组成的，上帝之城的城楼高耸在所有的民族上面。在这里，世界历史已不再是世界背景的记述，而是历史探索的中心所在。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基
10、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欧洲为主体，外于此者，按基督教教理，除了圣地巴勒斯坦，都是应受天谴的异教土壤，理应排斥在沐受神恩的这个世界之外。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到中世纪晚期，基督教史学观念出现了两种世俗化倾向。一种如爱瑟伦（1033-1109）认为，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体现在基督教关于进步的信仰的基础上的行进过程中；人类走向新生，最终将获得解放；当达到最终目标时，历史的最后阶段将是一个不再具有进步、不在具有历史的时期。爱瑟伦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虽仍不能摆脱无处无时不在的上
11、帝之手，但其关于人类不断走向进步的观念，体现了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即世界历史是人类整体不断走向进步而达到终点的历史。循此思想，意大利基督教史家约希姆（约1130-1202）反驳了为大多数中世纪史家所接受的对人类世俗历史的过去和将来的悲观论断，肯定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另一种世俗化倾向是把神学的目的论同国家民族的现实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德意志史家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1114-1158）在奥古斯丁双城说的基础上，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神学的目的论和政治的世界史，在双城史中综合叙述了自圣经中创始纪起至1146年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他指出，作为继承罗马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与上帝之城已趋于融合，而他所处的时
12、代霍亨斯陶芬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由此，历史的终点不是处于冥冥之中的上帝之城，而是深深烙着他赞颂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盛事的印记。在他看来，只有德意志民族才能担负起最终解放全人类的任务。奥托的世界史是以后19世纪西欧一些史家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撰写世界史的先导。2、东方中古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并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编纂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时，和同一时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往往也受宗教意识的支配。塔巴里（838-932）所著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S226;赫勒敦（1332-1405）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都以当时最渊博的“世界史”著作见称，其内容则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
13、诸国为主体。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所修的正史都属中国的断代史。但是历史学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本国史的同时，还记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们著述的范围固然详于本国，薄于“蛮夷”，但毕竟包括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而且，与中古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著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一定社会环境的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可以称作以人为本的历史。它们所记叙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这种把当时已知世界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小结:在15、16世纪
14、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中古时代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局限: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当时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不出世界的某一局部；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的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做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忽视或蔑视即使已有所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就中古西欧史学和阿拉伯史学而言，所受宗教意识的局限尤为明显。三、文艺复兴时期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
15、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逐渐摆脱上帝之手的干扰，而假以哲学的烛光来直视人类本身，即开始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情况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作为先驱者的但丁（1265-1321年）架设了一座通往近代人的世界文化的桥梁。但丁认为，无论文明的目的怎样具有多样性，一切文明只具有同一的目的，而这种整个人类文明的普遍一致的目
16、的是全面的、不断地发展着人的智力，使人类在一切学科和艺术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创新。这种文化活动的延续和创新，不是由生命短促的个人或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来进行，而需要依靠所有人类的配合协调的集体力量。所以，要创建人类的整体文化，就需要世界和平，而要实现世界和平，就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政体。但丁指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它的本份工作是不断行使其智力发展的全部能力。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它由各个国家和民族所组成；世界历史是人类智力潜力不断开掘发展和人类文化的不断提高的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文化繁荣昌盛和人们过着自由的幸福生活的永久和平的社会。他摒弃了神意的世界历史观念，把它还原
17、为人类本身的创造活动，并歌颂了人类创造的文化业绩，从而走出了中世纪神的的文化殿堂，进入了人的文化世界。但丁是近代世界主义文化历史观的前驱。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S226;萨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此后，新的世界史理论的确立由法国一批历史学家奠定。他们反对把圣经所述当作历史，反对那种以上帝教会为中心的世界通史体系，力图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重新提出了古希腊时期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致力于记载和探索人类本身的活动，从而揭
18、开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序幕。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在西方传统的世界史著作中用来划分历史时期的“中世纪”一词。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比昂多（Biondo Flavio,1388-1463,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指出，古代史已经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结束，从那时以后开始了另一个时期。他把公元5世纪至15世纪这一千年间称为“中世纪”，即“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这两大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1700年前不久，凯勒尔（1638-1707）在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中，第一次把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这种世界史分期法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在十八世纪以后的世界史编纂中普遍采用。四、
19、启蒙时期在启蒙时期，蓬勃展开的理性主义史学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1694-1778年）著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简称风俗论），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副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的方面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的方面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说，说“历史号为世界”，是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从西方世界史编纂史
20、的角度看，风俗论的意义在于:它抛弃了在圣经基础上构筑起来的、以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来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伏尔泰抨击神学史观，认为世界史不是神谕的历史，而是人类本身的历史。圣经不是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开创性地运用比较方法，从全球的宏观角度来纵横考察人类文明史。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综合研究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伏尔泰打破了在他之前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编史传统，强调历史研究还应包括诸如宗教、哲学、文艺、科学、礼仪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即体现人类文明成就的一切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国际史学界提出的研究“总体史”或“全球史
21、”的口号，实际上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时代编史传统的复兴。意大利的詹巴蒂斯塔&S226;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是西方第一个比较系统提出关于世界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历史理论家。在新科学中，维柯探讨如下主题:人类是如何从原始野蛮状态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文明人，世界历史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及其在进步发展过程中具有哪些共同规律。维科的新思想体现为:继承和发扬了人文主义者的学说，明确认为，人类世界不是由神创造的，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把世界历史的发展理解为有机的发展过程。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共同规律，把世界历史视为人类社会及其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世界历史发展经
22、历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三个阶段。世界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呈一个螺旋形式的不断循环的周而复始的演进过程。维科的理论不是建立在世界一隅（如西欧）的历史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基础上。受到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德意志哥廷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J&S226;C&S226;加特勒尔（1727-1799）著有世界历史要览，提出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新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体系。施勒策尔（Ludwig von Schlozer,1735-1809）著有世界历史概略，认为必须赋予世界史以新的意义，传统的世界通史(Universal History)
23、必将为具有新意义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所取代。在新的意义的世界史中，不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简单汇编，而是“人类的历史”，其真正目的是要说明“地球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从过去演进到现在的”。 施勒策尔十分强调世界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注重从宏观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考察。施勒策尔初步认识到新大陆的发现结束了各地区相对隔绝状态，世界史开始走上了整体的发展道路。他把美洲的发现作为整体世界历史的开端，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18世纪中叶开始了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1736-1765年，英国J&S226;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此后，新的大型
24、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现和搜集的大量文物、文献和历史遗迹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由他们的著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为陪衬；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例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五、十九世纪1、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欧的
25、急速进步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大肆宣扬西欧诸民族地域人种的优越，把西欧一隅的进步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些观念表现在世界史理论和编纂上，就形成了一种典型的西欧中心论。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理论上系统阐述了西欧中心论。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他指出，世界精神的特性是自由，因而世界历史也是自由被意识的进步过程。他根据世界精神这个概念，把世界各民族分为无历史民族和历史民族，而世界历史的具体进程表现在他所说的历史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不同的历史民族代表了世界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黑格
26、尔看来，世界精神的发展和实现范围只限于前亚细亚、北美和西欧，而生活在其他地区的民族根本无历史可言，他们是无历史的民族，毫无疑问应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他又认为，一个历史民族如果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要成为无历史的民族，随之也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据此，黑格尔描绘了作为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具体过程:它在古代东方史上度过童年时期，在希腊度过了美好的青年时代，在罗马度过了壮年时代，在日耳曼基督教世界进入了它的老年时代。这样，世界历史从亚洲起步到欧洲而达到终点。在黑格尔心目中，这个终点不是衰老的自然界的老年时代，而是精神的老年时代，是“完满和成熟的象征”。他认为只有日耳曼民族才具有能力作“精神高等原
27、则的负荷者”，宣称“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更为直露地表述了西欧中心论的观点。他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指出:“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有兰克（Rank,1795-1886）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兰克把西欧视为一个已经历数千年历史的统一体，贯穿在这个统一体中的历史运动是拉丁和条顿民族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在兰克看来，拉丁和条顿民族不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体，而且他们自古以来一直
28、是世界历史发展舞台上的主角。兰克的西欧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优越论。他对西欧之外各民族、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持鄙视态度，认为亚洲诸民族的历史发展是迟钝和静止的，从蒙古人征服时期起，野蛮状态就统治着亚洲，直到他那个时代，仍维持着这种状态，东方没有进步，只有倒退。只有拉丁和条顿民族是沿着进步道路前进的，世界历史的主流是拉丁和条顿民族的进步发展的历史。兰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兰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后来，世界历史编纂中的西欧中心
29、论又演化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2、中国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外著述，写成海国图志50卷，于1842年出版，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又扩充到100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历史与地理巨著。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也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不过，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
30、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畲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这一传统史观到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派历史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或革命的借鉴，因之所写外国历史多偏重于各国之治乱兴衰，目的是说明变法和革命乃国家强弱存亡之关键。但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据以编写某些外国历史的蓝本又多半出于西方学者的著述。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他们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六、20世纪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
31、世界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性考察的问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惊醒了西方人关于进步的理想之梦，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受到了挑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文化形态学（文化形态史观）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人类
32、历史的发展进程。O&S226;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1917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道出了广大西方人感觉之中关于西方进步理想的沉重的失落感。施本格勒打破了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步发展的观念，否定了各种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走向进步过程的学说，开始探讨世界各种文化的兴衰。他把世界文化分成八种文化(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墨西哥、西方)，它们都经历了若干相同的阶段，但又各自保持独特的内容。当文化到达全盛时期时，便衰退为文明，文明是一种衰亡的结局。其他七种文化都已衰亡，而作为最后一种的西方文化现在也正处于衰亡的阶段。施本格勒的论调无疑是悲观的。但就其视野和体系而言，它开始打破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史编纂模式，为世界史研究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史学家A&S226;J&S226;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继承并发扬了施本格勒的思想并向前推进。他在所著的历史研究中指出，“试图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即从世界性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