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中西思维方式论中西思维方式连淑能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与语言的桥梁。一方面,思维方式与文化密切相关,是文化心理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又对文化心理诸要素产生制约作用。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语言、科技、美学、文学、艺术、医学、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外交、军事、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是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于某种语言形式
2、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语言的使用体现思维的选择和创造;翻译的过程,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的变换。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主体在反映客体的思维过程中,定型化了的思维形式、思维方法和思维程序的综合和统一。(荣开明等,1989:30)不同类型的思维,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思维形式,如逻辑思维主要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非逻辑思维则主要借助直觉、灵感、想象等形式。思维方法有两类,一是思维过程中运用的具体逻辑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抽象法、类比法、假说法等;二是作为理论工具的方
3、法,如哲学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模型方法等。思维程序是思维方式运行的基本路线,是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在思维活动中的有机结合。思维方式主要由知识、观念、方法、智力、情感、意志、语言、习惯等八大要素组成。(陈新夏等,1988:504)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动态、有机、复杂的系统。正是这些要素各自的特征及其结构,规定着思维方式的性质、类型和特征,产生思维方式的差异。根据不同的角度、标准、特点和理解,思维方式可以分为各式各样的类型。如根据思维活动的特征,可以分为感知类(如直观动作思维、情感思维、经验思维等)、想象类(如形象思维、艺术思维、直觉或灵感思维等)、科学类(
4、逻辑或抽象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等)、信仰类(理想思维、宗教思维等);根据思维的性质,可以分为主体性(主观性)和客体性(客观性);根据思维的内容,可以分为日常类和职业类(如科学思维、技术思维、艺术思维、军事思维等);根据思维的任务,可以分为认知型(如古希腊发展起来的以求知为旨趣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型(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以践行为目的的思维方式);根据思维的结构,可以分为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根据思维的历史,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及其相混合的思维;根据思维的地域,可以分为东方、西方、大陆型、海洋型等;根据思维的民族,可以分为汉族、英美民族等。此外,根据不同的特点和理解
5、,思维方式还可以分为封闭性与开放性、收敛性与发散性、再现性与创造性、静态性与动态性、平面性与立体性等等类型。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类型与划分仍待深入研究。从人类思维的整体看,思维方式具有时代特点、区域特点、社会特点和民族特点,四者纵横交错,构成网络结构。研究这个网络结构,不仅是思维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的任务,也是语言学的任务。思维方式是历史的产物,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每一时代的思维方式反映该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体现该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程度、认识水平、实践方式和时代精神。从历史的眼光看,可以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后馈性、再
6、现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不像西方思维方式那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古代生产力低下,古人智力不发达,思维能力弱,思维空间狭窄,思维方式简单,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模糊的整体,把某种事物或现象看作是世界的始基,都有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朴素思想,往往从主观出发看待客观世界,把主观感受赋予思维对象,加以联想,产生主客互渗、“天人合一”的观念,具有朴素的整体性、直观性、辩证性、模糊性、意向性、单向性以及封闭性、神秘性和猜测性。近代生产力迅速发展,科技水平大为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也远远超过古代。近代西方实验科学诞生之后,思维方式形成了近代的特点:一是注重分析性和精确性,抽象思维能力大大提高,但却忽视事物的整体
7、、运动和联系,导致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二是注重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视为思维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形式思维和公理思维发展较快,直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诞生之后,才逐渐改变;三是注重认识客体的同时,也注重认识主体,因而自我意识大为增强,促使近代人本主义和个体主义思潮的发展。19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促使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促使思维方式发生新的变革,加上东西方思维方式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现代的特点:一是注重综合性、系统性。现代的整体综合是辩证的综合,全方位、立体化、多角度、系统性的综合,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整体与部分、综合与分析、结构与
8、功能、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和互补兼容,不再是古代的直观经验的综合。20世纪以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用到思维科学,形成了现代的系统综合思维方式;二是注重形式化、符号化。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暂时撇开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着眼于形式来描述事物的结构和规律,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因而思维更具对象性、客观性和精确性。数理逻辑是形式化思维的重大成果,而人工智能则标志着现代思维发展的新阶段;三是注重创造性、多样性。现代思维方式注重立体性、发散性,着眼于新的观念、角度、层次、程序、途径和方法,思维类型越来越多样化,表现出空前的创造性;四是注重动态性、超前性。现代人注重以运动、发展
9、、变化的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把注重时间的纵向思维与注重空间的横向思维结合起来,不仅回顾历史,面对现实,而且面向未来;不仅面向本地、本国,而且面向全球乃至宇宙,显示出高度的开放性、超前性、开拓性、进取性;五是注重东方和西方思维方式互补并重、辩证运用。东方和西方思维方式各有长处和短处,现代思维方式已形成东西互补的发展趋势,即人文与科学、综合与分析、直觉与逻辑、形象与抽象、模糊与精确、定性与定量、纵向(时间)与横向(空间)、归纳与演绎、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等等的综合运用。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也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
10、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东方以中国为代表,西方古代以希腊、罗马为代表,近现代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东方和西方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因而形成两大类型的思维方式。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不同的哲学观、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时空观、心理特征、表达方式等因素,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特征,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意象,西方人重理性、逻辑、实证;东方人好静、内向、守旧,西方人好动、外向、开放;东方人求同、求稳,重和谐,
11、西方人求异、求变,重竞争等等。除了东西方两大区域之外,东西方各国、大陆与沿海(包括半岛、海岛)、农村与城市、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沙漠、高山、草原以及农业地区、工商地区和游牧地区等区域的人,思维方式也有不同,如居住大陆从事农业的人,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竞争,眼界狭窄,思维内向、保守、迟缓;安土重迁,乡土观念强;以自我为中心,执着民族意识;好内省自求、重人际和谐,重群体轻个体,竞争意识淡薄;重农轻工商,重实用技术轻科学理论。居住沿海从事工商业、航海业的人,经常与外界交流与竞争,眼界开阔,思维外向、开放、敏捷;以四海为家,常流动奔波,乡土观念淡薄;重个体,重竞争、好争斗;重科学理论和技术,重功利,
12、重开拓、进取、扩张。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属大陆农业型,西方思维方式属海洋工商型。思维方式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环境、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和群体,在思维素质、能力、方法和职业、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因而思维方式也有不同。例如,思维方式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换。据心理学者研究,3-7岁:具体形象思维;7-12岁:形象-抽象思维;12-18岁:经验型抽象思维;18岁以后:辩证思维发展较快。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思维能力,表现为不同的思维方式。男性通常偏于抽象思维,有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善于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认识事物,重理性,哲学思维、
13、数字推演能力、空间意识较强,偏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思维外向、求异,性格阳刚、直露、好动、好斗,独立性强,富于竞争精神;女性一般偏于形象思维,较善于整体观察,运用直觉、意象、灵感、想象认识事物,重情感,艺术思维、语言能力、时间观念较强,偏于对内心世界的感觉,思维内向、求同,性格阴柔、含蓄、好静、温和,重人际关系,依赖性强,富于和谐精神。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女性阴柔偏向,西思维方式具有男性阳刚偏向。(刘长林,1990:573-584)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民族的思维方式,既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区域性和社会性;
14、既有各自的习惯性、传统性,又有与其他民族互相吸收、互相渗透的通约性、共同性。本文着重讨论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的总体特征。中西思维方式比较是老课题,也是新课题。严复、林语堂等早期名家及当代不少中外专家、学者,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以下挑选十个方面,择其主流,论其大略,着重从总体上简要地讨论中西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力图梳理出一个眉目来,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中西思维方式在中西文化及汉英语言的种种表现,限于篇幅,留待专文探讨。1. 伦理型与认知型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注
15、。易经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系辞)出于“忧患”意识,先哲们认为人是认识的对象和核心,探索自然只是为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例证,因而从自然现象寻求相应的启示。儒家学说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是做人的“明智之学”。思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维护人伦关系是为了维护君臣关系和封建专制,最终为了安邦治41国。政治、伦理既与哲学紧密相连,又与哲学家本人的生活紧密相关,哲学家也是政治家、道德家,又是文学家或诗人。古代先哲以政治、伦理为视觉焦点,以维护封建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评判标准,主张“仁、义、礼、智、信”,“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16、治国、平天下”,力求“明于治乱之道”,“审于是非之实”,倡导听天由命,顺应自然,体认天道,以天道为人道,以立己为起点,以平天下为归宿,重伦理纲常,重道德修养,重人际关系,重社会秩序,重安定和谐,重现实,重致用,轻自然,轻功利,对探索自然奥秘缺乏兴趣。“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是彼岸世界的事,不可及也不可知;人道是此岸人间的事,可知又可及,于是成了关注的中心。孔子哲学以“仁”、“礼”为中心,“仁”寻求人伦关系规范化,“礼”寻求社会有序化,哲学、伦理、政治三者混为一体,主要是人生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而非西方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形而上学。先哲们主要论人,也
17、谈天说地,其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关心的是人道,而非天道,是人生之理,而非自然之性。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醉心于科举,埋头于八股,“学而优则仕”,对探索自然失去兴趣,科学技术也被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受到歧视与打击。这种政治社会环境必然造成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科学的致思倾向,使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政治伦理型的特征。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规定人的本质是伦理的,而西方哲学却规定人的本质是认知的。西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开放性、海洋型地理环境和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引起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古
18、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哲理的探索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形而上学)培根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人可以用知识战胜自然。哲学家爱智慧、崇理性,尚思辨,以认知自然为视觉焦点,崇尚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最终为征服自然。智者们追究宇宙起源,探索万物本质,分析自然构造,寻求物质元素,诘问人生目的,重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家探索哲理“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为摆脱愚蠢”(形而上学),而非为人治。西方哲学是求知识的学问,主体是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注重对宇宙、自然的探索和认识,而非中国的人生哲学、伦理哲学。西方哲学与科学密切相关,身兼自然科学家的哲学家自古
19、以来比比皆是,如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莱布尼兹、洛克、康德、罗素、马赫、皮亚杰等,这在中国是罕见的。近现代西方人进一步发展了古希腊崇尚自然、追求知识的传统,以探索自然奥秘作为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感兴趣的研究任务。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不断排除臆想和猜测,以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说明自然现象,从物质的内在结构说明其种种属性,从而产生了以实验为基础的逐层深入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种种推断、证明、解释的思维形式,形成了西方科学认知型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追求社会秩序安定和谐,倡导仁爱、宽容、义务、奉献,重宗法人际,轻个体人格,注重“群己合一”,
20、突出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群体的分子或角色,倡导的是集体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人文主义,宣扬人性,反对神性;要求人权,反对神权;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群体,认为群体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倡导的是个体主义。2. 整体性与分析性中国的小农经济使先民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从男女关系、天地交合和日月交替等现象悟出阴阳交感、“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易经提出了有机整体的初步图式,把自然现象和人事凶吉都纳入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之中,为中国传统思维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从不同角度发展了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
21、儒家把自然人化,道家把人自然化,都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气相一理相连的整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学家的“人一理”、“天人一气”、“万物一体”都是整体思维的进步发展。经过两汉的宇宙论、魏晋玄学、佛教的本体论,直至宋明理学体系,有机整体性已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整体性思维把人与自然、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个体与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结构中,身心合一,形神合一,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合一。“道”、“气”、“太极”、“理”是整体的基本范畴,阴阳、五行、八卦是整体的基本要素。“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为一体,天中有人,人中有天,“天人之际,合二
22、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二程遗书卷18),这是一种物我不分、物我两忘的诗意境界,是天人同体同德、万物有情的宇宙观。这些观点都把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互渗。“知行合一”强调认知与行为的一致,墨家主张认知与生产实践一致,儒家主张认知与伦理实践一致,法家主张认知与政治实践一致。“情景合一”将主体意向、个人情感与描写客体融合为一。中国的整体性思维不以自然作为认识对象,不把认识自然作为目的,而是以主客一体实现“尽善尽美”的整体和谐境界为目标。整体性思维把天、地
23、、人和自然、社会、人生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注重整体的关联性,而非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逐一分析研究;注重结构、功能,而非实体、元素;注重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中国的整体思维从“阴阳”之类的对称衍生出中庸、兼顾、联系的二元结构,自战国起,二元结构又发展到“五行”之类的多元结构,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思维。中国人善于发现事物的对应、对称、对立,并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求得整体的动态平衡,以和谐、统一为最终目标。古人从直观经验中发现,万物都有对称性,任何现象都是一一对立的,任何事物或行为都包含着两个相对立或对应的方面,必须注意对称,保持适
24、中,兼顾两面,互相联系,只有当这两方面处于均衡对称状态时,才能在视觉上产生美感,在心理上得到满足,取得稳定感。孔子的“叩其两端用其中”以及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注重适中与适度,反对过分或不足,求公允,忌偏激,调和对立,实现中道。对立42和矛盾不过是走向和谐统一的手段和途径。中国古代先哲也对宇宙进行过思考,但却非常笼统、模糊而简约,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是由混沌的无形之“气”生化而成的,是运动的、和谐的、平衡的,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张载:正蒙太和),即所谓“元气说”。“元气说”笼统论证宇宙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不可计量,无从说明其内在结构要素和构成途径,只能从宏
25、观整体把握,在“相生相克”的矛盾运动中寻其发展变化。阴阳鱼太极图则体现整体圆融和会、阴阳互补、和谐平衡、相反相成、相灭相生、互为因果的中国辩证思维方式。“元气说”以“气”作为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去解释万物的派生,正是整体思维方式的表现,不像西方人那样去深入探讨万物的本原、分析宇宙的生成、构造,直至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和原子,甚至原子的性质和形状,即所谓“原子论”。以整体性为特征的“元气说”和以个体性为特点的“原子论”分别对中西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横向铺开,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整体把握;后者纵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中国重辩证思维,轻形式逻辑,注重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强调内
26、在的矛盾、对立和统一。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1978:337)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西方,柏拉图之前的早期希腊自然哲学,人与自然不分,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整体观。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主客二分”的思想。15世纪下半叶以后,自然科学进入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并对事物进行分析解剖的阶段,主要采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演绎法,从定性走向定量,从宏观走向微观,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考察和分析事物,于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主导地位。恩格斯(1972
27、:60)说,“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各种各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明确地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近代哲学家,使之成为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模式,直至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开始,以及后来的后现代哲学,才使这一模式得以改变。分析性思维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现象与本质,并把两者分离、对立起来,分别对这个二元世界作深入的分析研究。西方思维的逻辑性注重从事物的本质来把握现象,这是
28、思维对事物整体加以分析的结果。分析性思维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分门别类,把复杂的现象和事物分解为具体的细节或简单的要素,然后深入考察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在整体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和联系,从而了解其特殊本质,为了解整体及其要素的因果关系提供依据。为此,必须把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割裂开来、抽取出来、孤立起来,因而分析具有孤立、静止、片面即形而上学的特征。由于这个局限性,思维必须上升至第二层次,即以完整而非孤立、变化而非静止、全面而非片面、相对而非绝对的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去分析复杂的世界。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倡的。此外,当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系统方法
29、、控制论方法等也从不同方面表现了综合性的思维方式。3.意向性与对象性中国传统思维把主体自身作为宇宙的中心,“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认为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用主体的修养代替对客体的认识,自身内心体验是一切认识的出发点。“道”在人心之中,哲学家的任务在于提出自己所体认的“道”,哲学的视野在于伦常治道。古人不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把自然人化或把人自然化,“天人合一”,主客不分,不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反思,而从主体自身出发,在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直接返回到主体自身。这种自我体验反思,把知、情、意融合在一起,其中的主观情感使传统思维带有浓厚的主体意向。传统思维注重直觉意象而非逻
30、辑推理,注重求善而非求真。求善的极境,一是内心的完善,即符合道德规范;二是外在的行为,即符合伦理秩序。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判断学术价值重“经世致用”,重君主的权术和驭民术,而非探究自然规律的成就,即重“治人”,而非“治物”。中国的主体意向性思维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以人的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为标准,以主体意向统摄客观事实,以政治判断统摄真假是非,以道德判断作为价值判断,寓事实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这是价值判断性思维,而非逻辑推理型思维,是主体向性思维,而非客体对象性思维。意向性思维使主体介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物便是我,我便是物”,“物我一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自然有我心,我心有自
31、然,使客体主观化,自然人格化,哲学文学化,政治伦理化,达到情景交融,情感与理性合一。主体意向与本体认知合一,突出了主体能动性,使思维受制于情感,以情感代替理性。传统思维重视“治人”与“人治”的政治伦理,使政治意识与伦理价值结合。在科学方法论的影响下,中国重人文轻科学、重主体意向轻客体认知的传统思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思维传统以自然为认知对象,认为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把握自然,只有探索自然,才能征服自然,因而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划分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区分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西方哲学以其创立本体论而持尊重客观的态度。理性主义把主体作为“旁观者”,对客体尤其是本
32、质世界进行探究。这种致思倾向必然摆脱主体意向而导致客体意识,以科学认知为基础,由事实判断统摄价值判断,注重真假选择而非伦理规范。西方注重科学的思维传统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排除主观因素,强调客观性,使客体客观化,“物是物,我是我”,物我二分,以客观和冷静的科学态度对待客观世界,以逻辑和理性探索自然规律,追求的是认识的客观有效性。4.直觉性与逻辑性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借助直觉体悟,即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直觉思维通过静观、体认、灵感、顿悟,未经严密的逻辑程序,直接而快速地获得整体感觉和总体把握,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内心体验,轻实验实
33、证,重直43觉领悟,轻理论分析。这是一种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内心直觉方法,与内向性密切相关。儒、道、佛三家都注重直觉体悟宇宙本体,力求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孟子的“诚”,老子的“道”,玄学家的“无”,理学家的“太极”,都靠直觉、灵感、顿悟来领会,而不用概念和语言去描述,也不用逻辑推理去论证。孔子说“内省不疚”,孟子主张“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则知天矣”(孟子尽心),由心的内省以领会宇宙的根本规律;论语则靠直观的自然知识证明道德规范。道家认为自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析,只可感觉、体验、领悟;庄子说“道不可言,言而非道”,主张以无知无欲无思之心去直觉体悟宇宙本体。佛教的禅宗主张“顿悟”,“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