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大逆转.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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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逆转大逆转11 中国的私有化 1 9 7 8 - 1 9 8 9 威廉韩丁 目 录 前言前言.3 简介：中国的农村改革简介：中国的农村改革.5 细碎土地上的成功. 6 进一步，退两步. 7 责骂的典范. 10 精明而可怕的特色.11 天安门事件之后. 12 中国的一个小城镇：中国的一个小城镇： 1978 年的张庄年的张庄.13 凤阳之行凤阳之行 1983.19 大刀阔斧的改革，农村的变化大刀阔斧的改革，农村的变化 1984.30 倒退到 60 年代？. 30 鼓励分工. 31 经济成果. 31 资源的破坏. 32 雇佣劳动. 32 可怕的风俗. 33 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农业. 33 草原现状草

2、原现状.35 聚焦过度放牧. 35 改变管理制度. 36 改变价格体制. 37 通常的一些误解. 38 减少汉族移民. 39 解读改革：解读改革：1986 年农村的变化年农村的变化.40 贸易问题. 40 农民减负. 41 一个仍然正常运行的集体经济 . 42 合作化的成功. 43 草原上的两极分化. 44 荒野山地，未开发的草地 . 45 改革所绕过的：农业机械化改革所绕过的：农业机械化 1986.47 失业问题. 48 比例和范围的问题. 49 1 又名大回潮 ，1990 年纽约每月评论出版。 1应当具备的多样性和弹性 . 50 适当的社会组织. 51 政府支持的形式. 51 重访大寨：重

3、访大寨：1987 年年.53 充满偏见的比较. 53 下滑的农业. 55 待拯救的煤矿. 56 诽谤的背后. 57 过去和现在，充满讽刺意味的教训. 58 毛泽东农村政策再思毛泽东农村政策再思.60 粮食战线. 60 剪刀差. 61 命令主义（COMMANDISM）. 62 私有化风潮. 63 形“左”实右. 65 文化革命. 66 可疑的政策主张. 67 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69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 69 饭碗：金的，铁的，瓷的 . 70 小土地的保障. 72 天安门屠杀：天安门屠杀：1989 年的年的 6 月月.74 广播哑了. 75 夜里开火. 75 午后

4、的死亡. 76 给人民一次教训. 77 对强权说真理. 77 被糟蹋的统治权. 78 广大的进步联盟. 79 2 前言前言 前言前言 1989 年的“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改革”时代的独一无二了：向天安门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它像一道闪电照亮夜空，揭示出中国当前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 早在 1989 年 6 月之前， “改革”的本质已被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所洞察。然而，西方的传媒和学术界却几乎都被改革的花言巧语和市场的“蓬勃发展”所催眠，以致看不见事实在自己眼前展开的真相。概因私有化合于他们的偏见，而改革带来的消费的繁荣又证实了其正

5、确性，所以他们不再细致观察分析潜在的趋势：经济混乱、基础败坏、环境恶化、社会瓦解、文化萎靡，以及不断上升的可能撕裂中国社会的阶级对抗。 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20 多年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指出邓小平、杨尚昆、和他们的“铁杆”同伙是走资派。他准确的预见到，如果这样的人上台，他们就会把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 令人惊讶的不是毛的预言何等准确，而是这预言的应验何等迅速！邓把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开始“改革”不过是在十一年前。大的变动，例如在农村全面实行分田单干，允许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雇工剥削，仅仅是在五年前。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无法预料的苦痛却

6、使得中国人民疏远了邓，特别是最受改革“恩惠”的城市居民，在 89 年的五、六月间，全国各地的示威者占据了大街小巷。 邓以枪炮和坦克做出了回应，给劫难后长安街留下数以千计的死伤者。凶残的军事镇压宣告邓在道义上的破产，随后在全国展开的政治犯大搜捕更明确无误的揭示出改革究竟是什么颜色、从来是什么颜色。 不要犯糊涂了。北京的头头脑脑们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不再是革命的策划者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是新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忙于将经济划归于巨大的家族采邑，做好准备按照买办的模式把中国完完全全卖给出价最高者。在广场的屠杀并非什么过失，不过表明他们窃据领导位置以来所推行的路线达到了一个顶点。他们着手拆除

7、解放后中国人民耗费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和习俗。他们这样做却使得他们站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邓是怎样从一个倍受尊崇的英雄、与“万恶”的四人帮做不屈的斗争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腐烂堕落的独裁者和一个满身血污的刽子手的呢？ 部分答案可以从席卷中国的改革中找到。我的这些文章，把从农村解散农业合作化开始的改革历程编年记录并加以分析。这本文集将作为有力的案例，对资本主义道路能发展中国做出质疑，并提出这样的疑问：改革的领导者们，在选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是否已经蜕变了一小撮官僚资本家如同解放前从政治和经济上操控着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四大家族”一样。 6 月 3 号

8、和 4 号发生的一切，指向这样一个结论，邓和他的同伙们已经成为新的官僚资本家集团。他们通过改革，尤其是私有化和自由市场贸易的开放政策，使得官僚们可以控制经济命脉，并形成了与大的跨国集团分享利润的买办性质的伙伴关系。 这就足以解释， 为何当学生们提出要求要平等对话、自由言论、真相报道和官员财产公开时，邓断然拒绝毫不让步。在天安门，最重要的并非革命的未来，而是统治集团的信誉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任何泄漏高层不择手段的统治秘密的行为都对邓和他的“四人帮”意味着“红色警戒” 。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时邓在 1960 年代早期所说的。正是这句话使他得以闻名。 3到了 80 年代，人们观察到

9、这个大人物的社会实践之后，对他的名言做出了适当的修改： “白猫黑猫，抓不住老鼠不要紧，只要没被抓住就是好猫。 ” 当中国的学生和市民对“猫”的所作所为追究不放时，情况发生了逆转。不顾可能带来的后果，他给予了回击。 4 简介：中国的农村改革简介：中国的农村改革 简介简介: 中国的农村改革中国的农村改革 1988 年是所谓中国“改革”2的第 10 个年头。因为改革家们最先在农村推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农村的改变是彻底而深远的。 这些改革措施带来的短期后果已经充分显现， 而且长期的趋势也日益明确。一开始，中国和西方对农村改革是赞不绝口的，尤其是从粮食的增产上来看。但最近的资料却显示已经有一些忧虑在新闻报

10、道中出现了。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关于农业的当年投入和长期投资都下降了。农业的基础设施已被破坏，环境在严酷的冲击下日益恶化。国内，从上到下，自夸开始被痛苦的重新审视所取代。 每个人都在猜测中国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但从频繁和迫切的要求公众耐心，理解和稳定来看，这冲击无疑是深刻的。连篇累牍的各色文章，要求读者理解中国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变革：前景美好但需要付出辛劳和牺牲， 困难和反复难免而且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文章的作者没有丝毫的悔悟，也没有任何的提示现在走上的可能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不断尖锐的矛盾，持续上升的代价被一句“一切都是过渡性的”所勾销，所有的麻烦都能够而且终将即使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均衡

11、态特性”借用一下政治学家 John Elster 的话，它们并非新政策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后果，仅仅是凯歌高奏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泛起的短暂的涟漪。这样，当问题不断涌现时，出现的是要求改革全面深化的呼声。问题并非来自“太多，太快” ，而是“太少，太慢” 。令人担忧的通货膨胀必须缓解，需要一段强制时间来调整，但那仅仅是生产和流通领域向私有化全面进发的征程中的一小步后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大批的中国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和大小官员都忙于重新发现亚当斯密， 都忙于重新发明 “车轮”“自由市场”的伟大奥秘。对他们而言，从 1840 年以来，中国所接受的深刻和苦痛的教训都烟消云散，无需理会。海外媒体

12、的博学家们也都毫无例外的同声附和，并敦促他们以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迈出新的步伐。 有人也许期待着国内外做出更加深思熟虑的反应，但自从邓上台并从 1978 年开始推行改革之后，五湖四海，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批评。许多中国人，也确实质疑过甚至抗议过，激起了持续的挑战和争议，但冲突并没有表面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控制在改革支持者的手中，无论是国有的、国家资助的乃至私人的。 不过这不能解释为何缺少来自海外的批评声音。 与此同时，在美国，我们又遇到了与 50 年代相似的境况，不过是以倒像出现的：那时我在参加到中国革命七年之后回到了美国。那时我是屈指可数的少数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实践公开

13、辩护的人之一。这些年来思潮慢慢发生了变化。各处的青年学者发出了越来越多的赞同中国革命的声音。到了 1972 年，甚至是尼克松这样的死硬分子也转过来了，在整个西方世界面前，亲自到北京访问并承认毛的政权的合法性。从此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直到 1978 年。当邓上台并掉转方向时， 他赢得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 专家们很快中国的声明中从得出结论， 新的过程表明改革是 “资本主义式”的。 当邓的政策得到普遍的赞誉时，我发现我自己又退回到“光荣的孤立”之中了。在我看来，中国正在走上一条与前三十年不同的、可能是多灾多难的道路，我成了这一切的一个孤独的批评者如果不是完全孤立的话。 我也并非一夜之间就从拥

14、护者变为了批评者。作为在海外的新中国的老朋友，我当然可以自由的 2 “改革”这个词用以指代中国当局推行的这些（事实上是反动的）措施已被广泛接受，我也接受这一用法，此后对此也不加引号。但是从我的分析中可以明确无误的看出，这并非改革，这些新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复辟。 5表达我的见解。不过改革开始时，我有意避免草草做出结论。我决定以极大的耐心来等待和观察这个新时期。当然，我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的农村。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 1980 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在一些偏远

15、地区，人口居住极其分散，集团开会、生产和公共财务几乎没有意义，这个家庭合同制或者“责任制”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我根本没有想，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的政策，会被邓用于清算整个集体化农业系统。 经过一段时间，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细 碎 土 地 上 的 成 功细 碎 土 地 上 的 成 功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东北民谣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改革重要的十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这一过程。除了一年外，从 1978 年后的每一年我都有 5 到 6 个月时间在中国。从 1980 年开始，为期五年，我作为联合国草原管理

16、项目的顾问呆在离北京东北约 600 英里的内蒙古 chao 区，翁牛特旗3。在那里，我们寻求草原沙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有空就去山西省长治市的张庄，在那里我帮助农民们发起了空前的全面机械化的实验。 但当这个改革开始反对农村的集体化所有制时，它迅速地和我所从事的两个项目发生了冲突。翁牛特牧场，在这片被我们称为大面积沼泽化、盐碱化、退化和沙化的草原上，是一个独特的国营集体合资性质的企业，为牧民与省政府共同所有。双方合资的生产性质，与私有化的改革家们和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渴望“先富”的牧民发生了冲突。他们共同煽动起当地人清算集体化。 五年过后，当联合国投入 4 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也投

17、入相同的资金之后，私有化使得我们的草原项目全泡了汤。地区政府不愿根据具体情况而保留牧场，他们将家畜、干草场、草原都统统分给了牧民个人。到 1984 年，新建的牧场灌溉系统难以维持，而且也征集不到牛、羊、草场来做放牧踪迹实验，联合国不得不放弃了，草原沙化问题研究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中止了。联合国购买的农业机械就废置了。我们的工作转为帮助单个的牧民，但我们的项目被认为过期了。 这是在北部边疆的情况，而在山西东南角的张庄，虽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张庄的农业机械化项目最终也化为乌有。1978 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 200 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

18、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 12 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 15 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避的年代。 这两个实验的失败使我震惊。并不是我没有付诸努力，为了这两个项目我投入了汗水和辛劳，我知

19、道其他人也都和我一样。成功似乎近在咫尺，而它们的成功对中国的为了是多么重要啊！但是，这两个实验可能只能算做特例。国营集体合资的牧场是非常少见的，而看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机械化的农庄。不能因为两个流产的实验就怪罪改革，但显然可以归罪于当地的官员们教条的不假思索的推行改革政策。 也就在那个时候，一次不同的经历使我认清了中共中央推行的所谓改革走得有多远。1983 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 3 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 3 位于赤峰县境内。 6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 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

20、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的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一页刚刚翻开，

21、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 “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合作化时期也有不少的村庄陷于萧条状态。现在，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单个农户了可观的收入。 然而，在我看来，单毫无理性的将土地分为细碎的小块这一项，就足以抵消政府所能看到的、或是精心修饰使其看起来比美妙的所有的优点。在我看来看，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拥

22、有小块土地小农可以有什长远的的希望，而且他们当然不是中国现在这样的只有有四处分散的一两亩土地的小农。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进 一 步 ， 退 两 步进 一 步 ， 退 两 步 你没想好就说，你没说完就去做，等到做了发现其实一团糟。 山西农村关于实用主义的民谣 不过， “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

23、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由于化肥，农药供应充足，灌溉用管道增加，获得国家的超定额奖励成为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以前住在闭塞的村庄里的农民们也找到了同往市场之路。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增加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与我的预期相反，农产品的产量普遍与以往持平甚至有所上升， 至少从图

24、表上看是这样 （官方的统计从来不会犹豫尽量的利用产量数据，尽管冷静地看那些数据仅仅是产量预测而已） 。而且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籽，烟草和其他特产，因政策性大幅涨价产量增长尤其迅猛。考虑涨价和非农收入带来的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增长有了根据。 1984 年，政府宣布并庆贺粮食产量有了历史性的增长粮食总产达 4 万吨。因为大量商品粮出现， 在自由市场上粮食的价格降到接近国家供应粮的结构。 改革带来的丰收给了多少人幸福和快乐啊。有关部门认为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贸易商们甚至开始商谈饲料粮食大量出口的合同了。改革看起来确实有效， 至少在如此美妙的丰收面前。 如果有什么严肃的问题的

25、话， 那就是这个私有化的 “新社会”通向何方？改革之路是否通往社会主义？ 到处都是改革带来的繁荣昌盛（而实际上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看起来没有多少人会关心最终的结果。不过，因为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承诺搞社会主义而且也很重视毛主席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 7救中国， “改革家”们以承诺坚持社会主义来获得“顽固派” （难道他们不是“动摇派”吗？）的支持而同时“辩证”的发展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 的含义。 （译者注：若干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交锋一书的作者这样评论到： “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26、！不仅包产到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他们一下子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理论家们都奉旨投身到这项任务当中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发明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筐这样美妙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义定义降低为，1）公有制，因为土地仍然是国有的；2）按劳分配，因为签署承包合同之后农户们都是自负盈亏。 当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大量农户（鱼塘的款爷，果园的财主，养鸡场的大亨诸如此类媒体的新宠）雇用邻居并将大量的利润装入腰包时，理论家们开始宣扬管理也是劳动（从来没有人否认这一点） ，却并不澄清资本带来的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差别。这

27、两者于是都统统归结为管理的努力应得的合法回报。剩余价值消失了，剥削也随之不见了。 “怎么会有剥削呢？”他们问道， “被雇的人比干自己的农活挣的钱要多啊！ ” 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逻辑打消了对剥削的顾虑，至少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认定，只要工人数目没有超过八人，雇工是没问题的，甚至是再好不过的。雇工在 8 人以内的都是“个体经济” 。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被认为是雇主的家人（从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有不少人是雇主的亲戚） 。这样一来，如果存在剩余价值的话，也仍保留在家族内部。但很快这个解释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业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厂，并拥有成百

28、上千的雇员。这些企业主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挣钱花钱的方式都与资本家一样。再不能认为他们雇佣的都是亲戚，再也不能认为工作条件和支付的工资是公平的。现有理论不能驱除剥削的罪恶，于是新的折衷方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运而生，为剥削的现实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这套新的辩护说词大概是这样说的：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社会生产力， 因此只要能实际上刺激生产力发展，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定义为等价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邓总是强调“抓老鼠” ，也就是说通过一切的方式方法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旧时代的做法，私人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纽约奶牛场联盟主席 Archie

29、 Wright 曾说过的“一块钱该怎么挣的，就怎么去挣” 。有了这套推理，中共中央创建了叫做“私营企业”的新的企业类别，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类别。 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 ，同时也极少数人成为了资产阶级。农村改革后，大量小农从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转换。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造成的。在成为工人阶级的这

30、部分人中，有的是因为不想签承包合同，大部分则是因为年龄，健康，性别，缺少劳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 这次的阶级转化也有其特别的地方。大部分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个人，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只是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这一点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将在最后一篇文章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谈到。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

31、，同时也带回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的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 8党组织内部的堕落同社会风气的倒退一样严重。一旦党叫农民开始自己致富，党员怎么能不带头呢？否则，就没

32、有人相信党是支持“先富”那部分人的。为了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破坏着共产党员应守的准则。领导的滥用特权，一直是集体化系统下的严重问题。现在更和金钱联姻，为了追逐财富，腐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肆扩散。渎职、回扣、投机，使得党还仅存的一点威望降到了低谷。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家已不能指望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在同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做交易时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层次上，社会风气败坏已威胁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辛辛苦苦换来的国家主权。 最后，改革也引发了对环境的空前的破坏狂潮。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

33、寻求可以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这引发了对已受破坏的脆弱的环境的一次大进攻，遭受劫难的不仅有山地、树林、水资源、草原、渔场、野生动物、矿藏，还有一切可以被砍伐的、被耕作的、被抽取的、被发掘的、被捕获的、被拿走的在集体化农业时代，矿藏和林木这样的资源都被认为是国家财产而保留，不过也允许当地有控制的开采、砍伐（不幸的是也时常遭受滥采滥伐） 。国家对如何使用山坡、草原、大片水资源以及其它容易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做出了规范（虽然不是所有时候都有效） 。而许多公社为了公众的利益，也执行和强化了上述管理。改革后，公社不复存在无法再限制滥用自然资源；国家不仅放松了对自然资源保护规定，就是仍存在

34、的规定也无法执行。 从这些年的经历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邓集团在中国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倒是和 50 年代初土改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非常相似：公有、私有、公私合营、公私合作等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虽然看起来运转得似乎不错，但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巩固的。工业、运输和贸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都来自私营部门。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它们增长速度却是最快的。通过将公有企业承包给经理，政府也在为公有经济的私有化而努力。再考虑到已经全面完成私有化的农业，结论就再清晰不过了：1）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按自由企业的方式运作了；2）除农场外的农村，实质上将很快实现私有化；3）通过承包和向管理层的让

35、步政策，公有经济也在朝同一方向发展。这些看起来是难以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 从 1985 年的秋天开始， 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 据农业部统计 1985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 3 千万吨。从其它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是下降了接近 5 千万吨。最后他们达成共识，粮食产量下降了 2 千 5 百万吨，数据如何得来却已无从考证。因为全年天气并不太糟，减产没有合理的原因。一些权威人士将其归结为价格波动，84 年的大丰收使得国有粮仓囤满了粮食从而导致国家承诺的粮价下降。 现在可以看到，问题并非来自于 85 年的粮食产量，倒是 84 年的粮食产量有问题。84 年的收成并没有打破记录，

36、仅仅是个普通的年成。增产的粮食中，其实大部分来自集体的粮仓。合作社解散分产后，农民们将分得的粮食卖到了市场上。而且，因为害怕家庭责任制带来粮食减产，国家同时也从国外进口了数百万吨的粮食，这样造成了市场上粮食的“涌流”和粮价的下降。 “那个冬天我们吃的都是加拿大的小麦。 ”一位北京居民告诉我。 实际上 1984 年的粮食总产量并没有 40500 万吨，因此他们此后也无法再重复这一创纪录的“大丰收” 。改革家们脍炙人口的胜利不过是个幻影。持续粮食短缺的忧虑使得人们冷静下来。回顾历史，1985 年也是其它领域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年，价格双轨制使得高层的投机者的职务腐败，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达到了新的高

37、峰。同时，中央向地方分权政策，使得省、直辖市在贸易领域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一方面他们设置对自己有利的省际贸易壁垒，比如囤积紧俏物资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向国外大肆购进昂贵的豪华轿车等大件消费品。这样，他们很快花光了国家的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当年与日本贸易中入超达 150 亿美元，大量进口也挤跨了很多的苦苦挣扎的国内工业。 在此期间资本投资激增，但大部分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而是进入了非生产性部门， 如城市高层住宅，办公楼、娱乐设施和几乎空置的豪华旅馆。政府的所有部门都争先恐后的挤入有巨大利润前景的涉外旅游业，但鲜有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单位能够启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工程，因为合作制度被取消后无法无

38、偿动员农民，而没有任何单位有钱投入。 没有生产作为补偿的消费带来了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冲击了城市居民。他们已经将收入的一半用于食物。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尤其是燃料、化肥、杀虫剂和农用机械， 9这使得农民减少购买从而也对农产品产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改革给经济带来的刺激日渐消退，1985 年改革家们开始遭到报应了。直接的和承包制的私有化，以及经济从政府导向开始转为市场导向的所带来的矛盾不断尖锐。当年 10 月，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学生游行，抗议日货泛滥，物价上涨，腐败盛行。 从此，中国内部的混乱持续上升。虽然重新主张中央加强控制一定程度减少了贸易的不平衡，但非生产性的资

39、本支出仍在控制之外。通货膨胀率达到新高，1988 年末一度出现了挤兑的狂潮。其它问题也每况愈下，诸如不断增高犯罪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传染病发病率，环境的急剧恶化，还有粮食的减产等等。1988 年，粮食据报道减产 9 百万吨而实际上可能被低估了，政府此归结为受天气的影响。一些城市居民不得不在粮食配给份额接受部分粗粮。农民杀光了鸡、猪乃至奶牛，因为没有足够的粗粮作为饲料。 关于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以不再是：这条道路将通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资本主义特征是明确无疑的。新的问题是：这条道路是前进还是后退？ 责 骂 的 典 范责 骂 的 典 范 五十年代人帮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

40、人骗人， 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山西农村民谣 本书中收集了我的一些文章，都是针对从 1978 开始的中国的“波澜壮阔”的改革的。十多年来，这些感觉和想法日臻成熟。 我决定本书从张庄的故事开始。故事发生在 1979 年，在中共中央开始确立伟大的“改革” （实质是大回潮）几个月之后。这个故事对这本揭批“改革”的书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描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农庄，按照毛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在中央提出的五业之外，张庄又加上了颇为成功的农业机械化进程。 张庄的故事，在 1982 年 12 月开始执行改革前，很好的阐明了农民们是怎样同甘共苦、齐心协力

41、建设一个先进的公社的。 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决不会分田单干或是把集体工业承包出去。他们不得不屈从于上级的压力。 从此， 张庄也同整个地区一样经历了改革带来的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增长，虽然一些方面变好了，另一些方面却越来越糟，尤其是土地问题。改革七年过去了，却很难估量现在的情形，是否会比一直保持集体化好。 “凤阳之旅”写于 1983 年，应当时的副总理万里之邀访问了安徽省之后。在那里我看到了改革可能给农村带来的最好的一面，但我也看到了土地私有化和“零散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端出现了“先富”的私营企业主，一端则是廉价的雇佣工人。 从那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改革给农村和

42、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增长。我试图用两篇文章来总结这些“新问题” ，一篇最初是演说，一篇是一封长信，在本书中的标题分别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解读改革” 。第一篇提出了这条道路是否通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篇则质疑改革家们是否有能力实现持续、稳健的增长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尤其是他们能否在美欧日资本主导的世界上建立一个富强、独立、自主的中国。 另外两篇文章写于 1980 年代中期，即“草原现状”和“农业机械化问题” ，探讨自主发展的技术性问题。它们并未直接质疑改革的政策，但也揭示了改革给资源保护和农业机械化带来的严重阻碍。 “再访大寨”写于 1987 年秋，为了回应当时中国媒体的报道，这些报道对毛领

43、导的农村集体化道路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夸大并丑化公社的发展，因为在 1983 年它们就不再按集体化方式运作了。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媒体一贯的歪曲大寨，一方面蔑视集体化时代取得的任何成就另一方面却醉心于改革的成果，无视两者的事实。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在 1987 年根据官方报道的数据，大寨人甚至不能收获足够的口粮。 10对大寨的攻击其实就是对毛的攻击。因为农业学大寨是毛的农业政策的核心之一，这些无端的谴责不过是全面背离毛的政策的一部分罢了。这个结论，Herb 和 Ruth Gamberg 发表在每月评论 1988 年9 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给予了支持，也引发了二战曾作为中国通讯记者并担任中美友好协

44、会领导的休迪恩（Hugh Deane）的回应。他承认大寨遭到了错误的诽谤，尽管如此，毛时代的农业政策的失败却大于其成功，有些失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宣称大跃进后的饥荒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并罗织、控诉毛的罪状他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可以当作改革集团全面否定毛以及毛的政策、毛的功绩的一个样本。 “毛泽东的农村政策反思”原本是为毛辩护的，也了驳斥休 迪恩对毛在解放后中国历史上所起作用的偏见。在“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我尝试总结和更新毛提出的命题，资本主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中国的可行之路。 精 明 而 可 怕 的 特 色精 明 而 可 怕 的 特 色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45、1989 年北京的顺口溜 回顾迄今为止的十年，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些在十年前不太明显的特色。其中之一属于改革家们惯用的手段。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他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上层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 ，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为名大规模的进行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变。 邓首先用这套渐进的办法实现了农业的私有化，然

46、后又用同样的手法解决了私人雇工剥削的合法化问题。禁止一切私人雇工的政策被修改为允许“个体”企业雇用 8 名以下的工人，后来又放松为批准私营企业雇用成百上千的工人。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就从禁止剥削转变到全面允许剥削。最高领导们为私营企业正名，称其为新近发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经济成分。到 1988 年底达到的目标是，私人所有已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30%，而职业经理人也通过承包逐渐占据着残留的国有部门。与此同时，国家计划在工业领域将其所持有的国有资产以股票的形式出让给工厂职工、个人经营的国有单位以及私营企业。 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手法， 直到大家都明白， 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 探索

47、一条 “通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 。改革的领路人们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就像邓声称的那样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可以看到的第二个特色，是改革又给中国带来了似曾相识的一幕：上层腐败糜烂，特权飞涨，而严峻的通货膨胀使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的处境日艰，难以为继；就像 1920 年代末到 1930 年代初的曾经苦难的重演，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国民革命瓦解了，早于共产党获取政权另一个革命党国民党蜕变了。 共产党在 49 年革命胜利后有效的压制了腐败，但从来没有根除过。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腐败的复苏。腐败的

48、大跃进始于 1985 年，那一年改革家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这是用市场经济取代“万恶”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步骤，改革家们假定通过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对市场公平合理的调节。但是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量官僚利用差价牟取暴利，这很快被观察家们命名为“官倒” 。这种形式，正如被流放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4所说的，是“通过权力（或关系）从低价的国有部门获取日用品或者其它紧俏资源，然后在私有部门高价转手倒卖。 ”日益增长的倒买倒卖消除了价格双轨制可能带来的任何益处，而且使得高得惊人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高级官员通过官倒投机得以“先富” ，同时大量的高干子女也投身到各种商业活动中，尤其 4 1. 方励之

49、，中国的困境与中国的希望，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 1989, pp.3-4. 11是是利润丰厚的进出口业务（法律禁止官员做生意） 。这两者合在一起，表明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就像解放前统治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一样）正在日趋成熟。 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对此发出了警告，其中有被流放的记者刘宾雁5。 “很多中国人担心， ”刘这样写到， “在中国大陆又将出现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的买办集团。这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既然中国事实上已经对世界敞开了大门，那么国际资本与国内腐败官僚相勾结，是否将像刘宾雁预计的那样产生一个新的官僚

50、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从而威胁到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呢？一旦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后果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 天 安 门 事 件 之 后天 安 门 事 件 之 后 毛主席像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 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山西东南部顺口溜 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根据我关于中国前民主运动的一次公众演讲修改而成的。其中特别强调了广大的北京市民挺身而出、阻拦军队进城驱散学生。这样历史上罕见的势不可挡的群众参与，也以不同的形式在全国各地上演（无论是在北京的大屠杀之前还是其后） ，反映出群众对国家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改革后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抗议。 无论是遍及全国的广泛的抗议还是邓对其血腥